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中国当时那些为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而奔波的先驱们的动力和风向，而生活在中国更为开放的时代的年轻人开始背诵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和普雷斯特《追亿似水年华》中令人震撼的语句，法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和与众不同，以至于任何一位对法国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不感受到中国“西学东渐”过程中与英美霸权文化产生的压迫感所迥然不同的情趣与温暖。

    远在1963年埃德加·富尔来华商讨中法建交这一在当时僵硬的两极体系中被称为“外交核爆炸”的事件之前，萨特和波伏娃就早已经来过北京。在2004年印象派画展上展出的马奈的《吹短笛的男孩》和德加的《舞蹈课》也为大部分中国人所熟知。少有人相信，中法的“文化盛宴”仅仅是为了“展示各自深厚凝重、绚丽多彩而又充满生机的文化”。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看来，中法文化年中的“经济戴高乐主义”及由此而来的中法经贸合作的加强，只是中国2004年经济外交的一个例证而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更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伴随着的经济外交，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重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巴黎到北京有多远

    越来越多的人将巴黎与北京作比较。三年之前，一位刚从巴黎回到北京的外交官驾车带着初来北京的我参观长安街夜景时说的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夜景中的长安街与香榭丽大街比起来也差不到哪儿去。”

    没人能否定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像没有人能否定40年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戴高乐杰出的外交手法一样。处于早已剧变了的国际情势之中的中法领导人对后冷战时期的中法关系心存高远：法国重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反对当今国际事务中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的做法。而中国同样主张尊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提倡建立各国和平共处的多极化世界。

    然而，政治与文化在中法文化年似乎仅成了中法经贸合作的一个契入点和中法伙伴关系的远景。希拉克总统在一次被问到互办文化年是否有助于推动法中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时说，“这不是法中互办文化年的初衷，这一举措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当然，文化活动定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使源远流长的法中关系上升到新的高度，使两国百姓间关系更加紧密，使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或许中法两国的企业家对巴黎到北京距离的了解更深切。2004年10月，希拉克总统访华时，代表团成员包括４位部长、５０多位商界领袖和３００多位法国企业家。总统府发言人热罗姆·博纳丰表示，法国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只有1.4%，而德国所占份额已达5%，法国应该赶上去。法国政府希望在中国的中小型法国公司能从目前的大约3700家增加到7000家。法新社在《希拉克访问亚洲，拥抱中国经济》的文章中表示，法国总统希拉克率50名法国企业巨头离开巴黎，向中国发起“集团冲锋”。短短4天时间，法国的众多企业就和中国签下了价值50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内容涉及了中法之间２０多项经济技术合作：阿尔斯通１５亿欧元的铁路以及发电领域的订单及技术转让；空中客车与中国东航与国航之间的２６架飞机订单；阿尔卡特与ＴＣＬ集团投资１亿欧元，瞄准全球市场合作生产手机。此外，法国的达索集团、法国电信和法国苏伊士集团等也分别与他们的中国商业伙伴签署了合作协议。不难看出，法国最具世界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的几乎所有知名企业都参与其中。可以说，希拉克总统率领的50多位法国商界领袖，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经济风暴，最终切得中国“经济蛋糕”中的一大块。

    从“经济促外交”到“外交促经济”

    其实，早在2004年1月胡锦涛访问巴黎期间，中法双方除就中法关系发表声明外，还签署了一些双边贸易协议。其中包括：中国TCL公司与法国汤姆逊公司组建全球最大的DVD和电视机生产商；法国圣戈邦集团与洛阳玻璃公司合作协议；中国科技部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合作协议等。

    2004年12月份，胡锦涛拉美之行与四国签订了多项巨额经贸合作项目：与巴西签署铝、煤以及肉类进口合同；与阿根廷签订矿产合作项目；与世界最大的产铜国智利合作开采铜矿；在古巴，胡锦涛宣布，中国将大规模投资于古巴的镍矿业。有报道称，此次四国行程中，中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经贸类合作文件多达十几个。这些经济合作项目，不仅缓解了中国能源与原材料需求，也使四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大大强化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日益迅猛发展、世界性议题日益从“高政治”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里，世界各国外交中经济利益的份量越来越重。各国领导人的出访，经济合作文件成为成果考量的主要参数。如巴西总统卢拉等访华时都有数百名商界领袖随行，而美国是“能源牵着外交走”，政府一再宣称，要为美国商人开拓世界市场。

    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在处理外交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不少曲折，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一直占据外交战略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在经历了差不多不计成本的“以经济促外交”时期后，中国看来正在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胡锦涛曾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而温家宝则坦陈，经济外交正日渐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长李肇星在多个场合说，外交就是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经贸合作是中国与外国政治友好的基础。

    经济外交注解和平崛起

    2004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宣布将向印度洋周边发生海啸灾难的国家提供6000万美元的赈灾款。这笔捐款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提供的数额最大的一次性一揽子援助款项。法新社评论道，“这一举动令人振奋，显示出中国致力于为本地区和世界作出贡献。”

    经济外交的实质，是经济与外交的辩证统一。具体说来，就是在国家总体外交的框架内，充分运用对外经济手段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做到以政带经，以经促政，政经结合，为国家争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及人才。内容包括能源外交、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区域合作等等。

    经济外交与和平崛起的辩证逻辑一方面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加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正迅速上升。虽然我们在经济总量上还是中等身材，但从经济的增量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中国俨然已成“超级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25万亿美元，不足全球份额的4%，按当年汇率计只是美国GDP总量的1/8、日本的1/4，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额中中国的贡献率却达到17.5%，仅次于美国。世界银行副行长戈宾德·南尼卡公开表示：中国经济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大胆预言，作为经济增量“超级大国”的中国，依其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率2.4倍的增长潜能，中国经济总量将在近年内超过法国，几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20年后赶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

    同时，据学者介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日渐加快，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今年中国的外贸规模有望突破一万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大世界贸易国。1998年的《经济学家》杂志写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是新世纪初亚洲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议题。”

    经济外交与和平崛起辩证逻辑的另一方面在于，在经济上强大起来的中国如何开创一种外交新模式。而经济外交就是这样的一种新模式。经济外交的本质是一种“共享”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世界来说更多的是机遇。参与及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是别国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佳选择。有学者认为，中国“以外交促经济”的一个含意，是在国际交往中韬光养晦，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寻求双赢或多赢，塑造中国“讲合作的大国形象”，从而参与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黄毅 刘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