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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五行?
作者:提问者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01-16 14:59:00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小葉子
[新手]
词的五行? 0分
回答:1   浏览:94   提问时间:2007-01-16 14:59
基督教.佛教.道教.
报刊
上面这些词的五行分别是什么呢?在网络上要怎么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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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女
[新手]
基督教:
基督教之传入中国,一般考订始于唐贞观9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载真经”进 长安之后.但如果把“中国”的概念延及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而不限于本土,则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当早于7世纪,会昌5年(845年)遭禁后,基督教亦未销匿于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诸罗马作家阿诺比尤斯(Arnobius)在公元300年左右所写的《驳异教者论》(Adversus Gentis),言“传教工作可以说已经遍及到印度、赛里斯(Seres)、波斯和米的斯(Medes),(1)时在晋初,赛里斯意为“丝之国”,可泛指突厥、回纥、蒙古、陕甘诸地。东 派教会认为,阿奇亚斯大主教(Archaeus)于411—415年间划定教区时,已将中国和印度并为一区(2).如以公元300年为上限,则基督教传人中国已一千六百年,只不过早期多为基督徒商人东来而巳。

中国古称罗马为大秦,395年东西罗马分裂后,大秦则指东罗马帝国。东派教会以君士

坦丁堡为中心,但仍隶属罗马.435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us,约380—451)被控为异端并被罗马皇帝放逐。但其追随者仍在上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等地传教。498年,聂派教会宣布与罗马教会决裂,自称“东方儿女”(3),先后以波斯及叙利亚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向东亚辽阔地区传教,被誉为“着了火的教会”(意为“一个充满热情的教会”,A Church on Fire)(4)。其热忱持续500年之久.在回纥(元称畏吾儿)及蒙古称迭屑(5),在唐称景教(6),在元称也里可温(7)。溯其源,均属东派教会。

东派教会入中国,正值初唐崇道之际.景教碑虽多用佛语,其思想则杂糅周易,老子、五行相生说等等,尔后流传于蒙古,更光而大之,形成了一种与后世截然不同的,进取自强、

有所作为的基督教文化形态。公元7至13世纪中国基督教思想,可概述为下列数点:

(一)“长生天”观念

成吉思汗“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8),贵由、阿鲁浑、顺帝勃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诸汗的书信,亦均以“长生天气力里(哩)”开头(9)。长生天,颇似“永在之上帝”(Ever lasting God),实为“生生不已之上帝”(Regenerating God)。《镇江大兴国寺记》(10)有云:“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渭之长生天”。(这里的“道”和景教碑的“道”,均指上帝,详见下文。)

景教其所以“东礼趣生荣之路”(11),按《镇江大兴国寺记》的说法,“教以礼东方为主”,是由于“大明(即太阳)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生”(12)。这是把“五行相生说”(13),引进了基督教神学。故尔景净所认识的上帝,既是一位“常然真寂”的,永恒不变,寂然不动的上帝,又是一位易暗空、开天地,运日月,作昼夜、匠万物、立初人的上帝(14)。既是一位静的上帝(Static God),又是一位动的上帝(Dynamic God)。

以基督教作为皇室信仰的忽必烈,于至元8年(1271)建国号为“大元”,亦与此思想有 关。诏书一开始便是“诞膺景命”,即元代受基督之命而诞生(景解为基督,从陈垣说)。后 面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15)。按“乾有生生不已之嚣……元者, 善之长也”(16)。受基督之命而诞生,以生生不已为至善,这是世祖对一代王朝的自许。怀有这一历史意识的人,必然会“自强不息”、“终日乾乾”(17)。太祖成吉思汗从“自影外无其友”(18)的极度孤苦逆境中,自强而为“一代天骄”,其精神力量盖在于此。

(二)“天力”论

“天力”,即“上帝之力”(19),或作“天气”(20),即《景教碑》之“元风”(资生之风,今作“赐生命之圣灵”)。按《圣经》原文,灵、风、气,为同一词之诸义。但译为“力”(力量或力度),则是古代基督教神学思想颇具刚烈之一例。元风所鼓之“二气”(21),应为阴、阳,蒙古人所汲取者,乃其阳刚一面,从而被造作成一个英武剩悍、所向披靡的民族。成吉思汗戎马一生,建立了一个空前的横跨亚欧两洲,东至黄海,西至多瑙河的蒙古大汗国。他自称是“上帝之鞭”(The Scourge of God)(22),每次出征前都要独自上山祷告(23)。更为壮丽的场面,是“在军民众人共同呼喊天啊、地啊、神啊等震撼山河的祈祷声中,成吉思汗一个人进入大宫殿内和诸神谈话(24),以求天力之助。其所以向“诸神”祈祷,可能由于萨满教的影响犹在,但其高于诸神的“天神”已为基督教的上帝所取代。贵由大汗的信里,有更明确的表述:“朕等亦敬奉上帝,赖上帝之力……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25)《元史》对宪宗蒙哥的评语是:“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摩,虽后妃不许之过制,……然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26)。由于《元史》为明初儒生宋濂所主修,把基督教误当作“巫觋卜筮之术”了。实际上,蒙哥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在他帐篷之东有个小礼拜堂,随着他的帐篷迁徒,其上有十字架,内有圣坛、马利亚及施洗约翰的画像,礼拜由一位亚美尼亚僧侣主持(27)。“凡行事必谨叩之,冶无虚日,终不自厌”,应指蒙哥在小礼拜堂内每事每日之祈祷,这是他“刚明雄毅”,“不好侈摩”的内在功力所在。

人能获天力之助,乃在对上帝之敬畏与忠诚。成吉思汗说过:

其在背处也, ·


仍如在俺眼前。


其在远处也,


仍如在俺近边。 ·


如此思之,则汝将获上天之佑乎!(28)


忽必烈即位时(1260年)的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29)。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时(1264年)的诏书中又有这样一句话:“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30)。意思是说:上帝和百姓的重托不能让它落空,回应上帝必须具至诚之心,解救百姓必须付之以实惠。只有这样,方可“天道助顺,人谟与能”(31),上帝的道同人的谋划相助相与,上帝助人成功,人参与上帝的作为。

(三)“道”、“圣”范畴

中文《圣经》将希腊文Logos译为“道”(32),可能是取其二义:既是“话”(上帝的话),又是“说”(上帝说),含名、动二词性;但按《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其基本意义是“道路”,或任一可通之途,后演变为哲学概念,用于“天道”、“人道”等等。《老子》中的“道”或“常道”,乃为超形象、超感觉、不可以言说、没有任何规定的宇宙本原或本体”(33)。《景教碑》中,景净”(34)引进老子哲学思想,以“道”或“常道”称上帝,即所谓“真常之道,妙而难名”(35)。老子哲学中,有“道德”、“道器”等诸范畴, “道圣”范畴则为景净所创。一般学人将碑文中的“圣”均诠释为皇帝”(36),谬也;毋宁理解为“三一分身”的“景尊基督”,即《老子》一书中“圣人”之“圣”。《老子》全书言及“圣人”凡32次,如“圣人不行而知”(47章),“圣人常善救人”(27章),“圣人亦不伤人”(60章),“圣人为而不恃”(77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63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7章)等等。最后,“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3章),始终于枉屈中求保全,于卑微中求充足,于施予中求所得,从而成为天下之懿范,“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78章),忍受国人之诟唇而成为天地之主宰。上列诸端,状之于基督无一不宜。由是,景净得出一个与儒家不同的“圣”的概念,因为儒家的“圣”为老子所摒弃,属于绝弃之列 (19章).《景教碑》中的“圣”,既可指“基督”,又可指基督之诸“圣德”。“道圣”范畴之创,足见景净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一炉之孤诣苦心。

景净对“道圣”范畴之阐述,碑文中至少有5处。

就其本体而官,“道无常名,圣无常体”。用老子的“道隐无名”(40章)来理解前半句, 说的是作为宇宙本体或本原的、不为人的感官所把握的“自隐之上帝”(37),是不可言喻、不可名状、不可以任何固定不变的命名对之作出规定的。而基督或基督之圣德,则又是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体态或形体。但也惟其如此,就可以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施行教化,也就是“随方设教”,从而达到“密济群生”之的。但基督教所信奉的“自隐之上帝”,却又是一位向人启示自己,彰显自己的上帝,所以说“道无不可,其可可名,”(38).这里的“可”,不妨理解为可使人知。这样,上帝启示于人的就是可以作出规定的了,如“上帝是光,”(39)“上帝是爱,”(40)等等。而没有“常体”的基督,又是有其具体作为的,这就是“圣无不作,所作可述,”(41)的含义。

上帝与基督的根本作为,从“长生天”的上帝观出发,碑文归结为“乾以美利,故能广生。圣以体元,故能亭毒”(42)。景净在此吸收了《周易》的哲学思想,以“乾”指上帝.“乾以美利”,语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意思是说:始生乃物之乾,以生长美善之道利益天下(43),广生,当指使万有生生不已,繁衍不息。“圣”仍指基督,“体元”是体现乾元,体现上帝始生万物之至善。“亭毒”,语出《老子》(44),意为使之成全,使之完美。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救赎观,上帝的至善在于始生、维生、广生万物,基督“开生灭死”、“炼尘成真,”(45)的救赎之工,则在于使之成全、使之完美。

至若“道”、“圣”之间,“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46)。这是引自《圣经·约翰福音》的话:“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47),即“道因圣而弘”或“父因子而弘”,“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48),即“圣因道而大”或“子因父而大”。故而,当“道圣符契”(49)时,即圣父与圣子,上帝与基督意念相同,心情相契时,乃“天下文明”(50)之时。“天下文明”亦出自《周易》(51),“文”指文章,即五彩缤纷之色,“明”指光明、明净.生生不息而又繁衍不已,五色纷呈而又明净如洗,这就是古代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所创造、所救赎的世界.

(四)“仁爱”之本

《易》云,“大哉乾元”,是以“生”为至善,“天地之大德曰生”(52),是以“生”为大德以“长生天”上帝观为根托的伦理观,必是“济物利人”(53)、“依仁施利”(54)。如以“天之道利而不害”(55)作注,这里的“利人”与“施利”远非施人以小惠而已,应是“生之育之,成之熟之”(56)的意思。故尔,作为忽必烈立身、立国、治军、治政之本的“仁爱“(57),虽与儒家之仁相似,其着重点则在一个“生”字,所以说:“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58)。

在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人之死伤无可避免,但妄杀、误杀,滥杀是可避免的。即位之前,忽必烈的军令之一即是“戒诸将毋妄杀”(59)称帝之后,对各道所获宋谍,仍取赦释给予生路之策(60)。至元24年(1287年)初,仅南京、济南两路所获宋囚应死者已190人,总校诸路,将以数千计。有司奏请分道行刑,忽必烈说:“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61)。对大辟之刑,忽必烈极为慎重。中统3年(1262年),“犯罪应死者53人,诏重加详谳”(62),甚至连他自己处决死囚的命令,也旨渝有司:“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日,复奏行之”(63)。凡断死罪者须加审复、详谳大辟罪须待复,此类诏书申之再三,“恐滥及无辜也”(64),“人命至重也”(65)。至若因洪水、干旱、虫害、盗乱、兵燹等天灾人祸造成的民饥民困,忽必烈或赈之以粟,或以低价粜官米,或免赋税,或弛渔猎之禁。在14章《世祖本纪》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指导思想是“重困吾民,民何以生!”(66)以“好生之德”(67)生民,这是世祖仁爱观的根本。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崇奉一位始生、维生、广生的“生生不已之上帝”,以及一位借其救赎以“完满上帝之所生”的圣者基督,人以至诚应天,借助天力,自强不息,以护生为其至善与大德。这是东方教会与易、老、五行相遇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基督教文化,迥异于明,清以降西方教会与儒家相遇所产生的,我们所熟知的 那种形态。

从思想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的文章不多,本篇属初探,谨待方家之指正。






注释:


(1)Arnobius:《驳异教者论》(Adversus Gentis),转引自A.C. Moule:“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 the year 1550”,PP.22—23。

(2)John Stewart:“Nestorian Missionary Enterprise,PP.107—108。

(3)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1982),第8页。

(4)W.J.Lewis:“Nestorianism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June 1895)。

(5)迭屑;波斯语Tersa(特尔赛),古波斯人对基督徒的称呼。畏吾儿一度称“特尔赛国”,元《辩伪录》卷三称“迭屑人奉弥失诃”,弥失诃即弥赛亚(基督)。

(6)景教初称波斯教,后称景教.景者大也,光明也,也含祥和、福瑞之义.陈垣认为是“景通”(基督的简称,故景教即基督教(《基督教入华史》,青年会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30年6月)。

(7)也里可温,蒙语。据《元史国语解》,应作伊噜勒昆,“伊噜勒”.福分也,“昆”,人也。马相伯认为,“或指其为奉福音教人也”(参见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则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刺比语(阿拉伯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上帝)也”。 (同上)。元时,为基瞥教各派之通称.忽必烈于至元26年(1289年)设崇福司,即为“掌领马儿哈昔(主耶稣)列班(神职人员)也里可温十字寺(基督教堂)祭享(礼拜)等事”(《元史·志》第39卷《百官》。

(8)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藜照庐丛书》。

(9)卫三畏:《中国总览》第2卷。亨利·王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3卷。

(10)(12)见元至顺《镇江志》卷9,该寺为景教徒马薛里吉思于至元15年(1278)任镇江长官时所建。

(11)见景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简称《景教碑》),意为“向东方礼拜,以追寻生命与向荣之路’。

(13)参见[日]窪德忠《道教史》, (萧坤华译,1987),第50—51页。

(14)见景净:《景教碑》。

(15)《元史·本纪第七·世祖四》。

(16)胡朴安:《周易古史考》,卷上第1页,1984版。

(17)《周易·乾》,乾乾,闻一多从《毛氏传》,忧悒也。笔者从胡朴安说,乾乾即“自强不息”,生生不已也。

(18)《简注秘史》第38页。

(19)参贵由《致罗马教皇书》,(见卫三畏《中国总览》)。

(20)参乌勒载图汗《告即位于法兰克王美好腓力书》(1305)。

(21)见《景教碑》。

(22)(23)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101一102页。

(24)(日)饭村稂:《成吉思汗战略战术研究》,第7章。

(25)《蒙古大汗贵由致罗马教皇复书》,(由柏郎嘉宾于1247年带回教廷)。

(26)《元史·本纪》第三,《宪宗》。

(27)《蒙古之使》第151页,转引自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一辑,1982年)。

(28)《蒙古秘史》卷八,前四句,库里乌斯认为是出白明代蒙译本《孝经》,时间不对头,不若说是与圣经里的诗篇第139篇的意境相似。

(29)(31)《元史·本纪》第四《世祖》一。

(30)《元史·本纪》第五《世祖》二。

(32)《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l一3节。

(33)参卢育三:《老子释义》,第38—39页(1987)。

(34)景净,叙利亚人,生于中国,原名亚当,汉字“净”,冠以“景”,犹佛僧之名冠以“释”也。景净娴熟诸于百家,不足二千字的碑文,引用《易》《诗》各30处,《春秋》20处,涉及经、史、子、集共280余处。

(35)见《景教碑》。

(36)如《中国古代基督教与开封犹太人》,第410—50页。

(37)《以赛亚书》,第45章15节。

(38)(41)(42)见《景教碑》。

(39)《新约·约翰壹书》:第1章第5节。

(40)同上,第4章第8节。

(43)《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

(44)《老子》第51章。

(45)见《景教碑》。“开生灭死”,意为征服死亡,打开生命之路。“炼尘成真”,意为使尘土所造成的人,修炼成为反璞归真的不再朽坏的人。

(46)见《景教碑》。

(47)《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8节。

(48)同上,第8章第54节。

(49)(50)见《景教碑》。

(51)《周易正义》,卷一“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十三经注疏》)。

(52)《易·系辞下》。

(53)(54)见《景教碑》。

(55)《老子》,第8l章。

(56)卢育三;《老子释义》,第299页。

(57)(58)(59)《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

(60)《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

(61)《元史》卷十四。

(62)《元史》卷五。

(63)《元史》卷五。

(64)《元史》卷八,卷十二。

(65)《元史》卷十四。

(66)《元史》卷十七。

(67)《书·大禹谟》。
道教: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中华文化,这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见。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这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华传统文化——道家思想、儒家伦理纲常、墨家思想、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谶纬之学、古代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黄老思想的吸纳。而且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政治、道德伦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道教文化的合理思想将在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等方面提供借鉴。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互相融合而形成起来。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他们各自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诸子百家的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有“九流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此作了很好的介绍和总结。在秦汉之际,法家和道家,曾先后一度处于统治的地位。后来,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个儒术已经不是孔子时候的儒术,而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吸收了阴阳家和道家等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便一直是道儒释三教一方面彼此互相对抗、互相斗争;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三教之间的相互对抗、相互斗争是表面的、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则是实质性的、主要的。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能在中国立稳脚跟,就必须中国化。而当时所谓中国化,就是道教化。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太了解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认为黄老道教与佛教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彼此完全是一致的。《后汉书》卷42《楚王英传》说汉光武的儿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又称汉明帝褒奖他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三月,与神为誓。”〔2〕《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称襄楷复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3〕袁宏《汉纪》说:“浮屠,佛也。……其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4〕因此,当时“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5〕之说,并未引起任何异议。到了两晋以后,特别是宋齐之间,佛教势力发展起来之后,三教之间的斗争,才开始逐渐兴起;到唐代,这种斗争才尖锐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三教之教的相互融合,仍然存在。到两宋以后,这种三教相互融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文化学术的发展上占据主流。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道教与儒、释之间既相矛盾和斗争,又相吸取和融合,才推动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必须对道教与儒、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是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

 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偏见 ,可以把韩愈的道统论作为代表。韩愈在道释二教都很兴盛的唐代,依照道释二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释二教相对抗,并以维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轲的道统自居,把道释二教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主张对他们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予以彻底的消灭。这是一种极其幼稚而愚蠢的偏见,虽不正确,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至今还束缚着有些人的头脑,不承认道释二家、特别是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极不公正,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 ,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方面,都把重点仅仅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侧重儒家,而对道佛二教的研究则很不重视,特别是道教的研究,更是相形见绌,根本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至过去有些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实际上并未全面探讨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其中除儒家的哲学思想之外,既看不到道佛二教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也看不到各少民族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我们这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太相符。特别是我们的道教研究和某些外国相比,还显得很落后,这与我们作为道教文化的故乡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文革”以后,这个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道教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项目,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了研究人才的培养,现在研究队伍也在逐渐形成,并在逐步发展和壮大,一大批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引起了社会的瞩目。于是,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便成为人们强烈关注的问题,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注意到了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对鲁迅先生的这个科学论断在具体理解上虽然尚不完全一致,但它说明了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根据这个论断,我们也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

 
回答:2007-01-17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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