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的。

50年代

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罗常培《耶稣会教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对此有详细论述，该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一部分〕。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钱文载《国语周刊》第32～34期，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虽然西洋人的这种活动一开始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并非为了推进近现代中国的国语革新运动，但在“教会罗马字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了拼注汉字的尝试，并最终选择了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六0五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一六二五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愈来愈多。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拟订了许多不同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所谓邮政式和威妥玛式。他们还用拉丁字母拟订了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1.10.根据《周恩来选集》下卷）周恩来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从官方角度对传教士的注音方案给中国的拼音运动带来的影响做的最好的评价了。
传教士们不仅对中国的汉字拼音方案产生影响，还是促生汉字拼音化运动的萌芽的外因。正是传教士们的注音方案“就此引起了汉字可用字母注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继天主教士之后来华宣教，他们和汉语言文字变革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大量翻译《圣经》。除文言文和“浅文理”译本之外，还有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各地土白的《圣经》，影响极大，不仅《圣经》本身得以流行，许多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也因此学会了用罗马字来应付日常生活，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一批民众教育家基于改良思想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拼音文字运动。福建人、早期制造切韵字母的文字改革家卢憨章就是对流行于厦门的教会罗马字接触很多，从而启发了他创制拼音文字的思想，并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夏腔）》，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卢氏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地位，这样既可以通过它学习汉字，将来也可代替汉字。1898年8月，卢憨章的同乡林络存以“字学繁重，请用切音以便学问”为由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林氏认为采用切音字以后，汉字可“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