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和山水诗合称山水田园诗,但是两者又各不相同。
山水诗,是写山水怡情之作的。田园诗,是写田园生活的美好的。二者虽然都描写自然风光,但山水诗主要写游玩和观赏山水,而田园诗则侧重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田园风光的美丽自然,农家生活的质朴、闲适与自由。田园诗在晋代陶渊明形成了艺术颠峰。
回答者：
璇上心头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6-18 23:25
山水诗,是写山水怡情之作的 田园诗,是写田园生活的美好的
回答者：
顿悟空冥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6-19 03:20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也有大量描写山水的佳作。
回答者：
xuanxuan02 - 助理 二级 6-23 19:56
不一样吗?
回答者：
wzh524 - 魔法学徒 一级 7-3 14:07
陶渊明与谢灵运:田园诗与山水诗的渊源及姻缘
一 概述
以往关于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的论述中,人们基本上主张田园诗和山水诗是不同的,各自为政的,一是启示性一是写实性.袁行霈先生在其著作＜＜陶渊明研究＞＞中提出的一种关于陶，谢二人异同的观点．他以陶，谢与慧远的关系为基础，以慧远为基本坐标来衡量陶谢二人，从而得出陶诗与谢诗迥然不同的结论．这一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以第三者来衡量陶谢二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做法，更何况慧远并不是一代文豪，也不是陶谢二人的老师，所以陶谢以后的创作风格很少受慧远影响．虽然陶渊明与佛教离得更远，但是并不能说明谢灵运的诗中就充满对佛教教义的宣传和注疏．谢灵运对佛教的接近只是一般士大夫在官运不济的情况下寻找解脱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来逃脱世俗的纷争，佛教思想对其以后山水诗的创作影响较小．所以这一点并不能说明陶谢在诗歌创作中就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相反，不论从哲学基础还是从政治影响，不论是从文学的嬗变还是对文学接受的影响，不论是从文人个性品质还是对后世文学创作的作用，不论从文学的目的还是从其审美意义，不论是从文学的质还是其所代表的文学潮流来讲，二人的诗歌都有着很大相同性。本文拟从渊源和姻缘两个方面十四小点来论述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的相同性。
二 渊源
诗歌发展到魏晋时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玄言诗大量创作，过度膨胀，使中国诗歌发展偏离了艺术发展的自然轨道，诗歌成了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这是诗歌发展史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出现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诗歌的发展走上了正规之路，把诗歌从玄言中拯救出来，确保了抒情文学的正常发展进程。深入的考察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特别是他们所开创的田园诗和山水诗，不难看出，他们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
老庄哲学思想从产生那天起就开始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特别是抒情文学的发展，其“亲近自然”，“虚静无为”，“天人合一”等思想深深渗透在后代文人的作品中，成为后代文人创作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深深影响了文人，这一时代的作家及后世的作家自觉不自觉的就接受了这一思想。老庄思想越往后发展，它就不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接受不接受，而内化为文人的一种品格气质，无形之中深深地影响着文人的创作。玄言诗的出现就证明老庄思想不但从外在而且从内在两个方面影响甚至是主宰着诗歌创作，诗歌已成为彻头彻尾的老庄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发展到极端阶段，诗歌已不是诗歌，而是哲学著作。老庄思想的过分膨胀，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幸运，它使诗歌走向极端。陶渊明的天宇市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一般被人们认为是对玄言诗更是对这一思想的一种背离，其实，深究下去可以发现，陶，谢二人的诗作不但没有背离这一思想，反而是对他的一种坚决贯彻，只不过是用一种不同于玄言诗的形式来表达这一思想。这种表达方式不像玄远诗那样外露，而是让老庄思想溶进诗作中，作为一种灵魂内附在诗作中，升华为一种主导精神。陶谢的诗歌对老庄哲学思想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诗作中掩藏的更深。陶渊明和谢灵运生活在玄言诗全盛时期，他们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比一般人更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这一思想完全贯彻于诗作中，才不会像一般作家那样，只是从外部的形式上去传达这一思想。陶渊明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人“心远”所以“地自偏”，一心与自然同化，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才会“欲辩已忘言。”这是老庄“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精品式的体现。只有当诗人全身心投入于自然才会有这种感情，才能写出如此佳作。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雾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侯，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钦。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作者的不得志的感伤情绪完全溶进自然的山水中，自己仿佛是“潜虬”只能“媚”自己的 “幽姿”，全身心投入自然中去“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钦”，这诗中的山水景物已不是自然物体，而变成同样具有人的情感的意象，作者也仿佛成了其中一员，正如“庄子梦蝶”一样，“不知何为庄子，何为蝴蝶”。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论述了。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政治局面一再动荡，朝代数易，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广求贤才，士大夫又往往不就，所以很多人惨遭杀害。两晋时政治黑暗，统治者腐败，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阴森恐怖。晋宋易代之际更是如此。朝代反复无常，官场黑暗一片，文人们早已厌倦了这种生活，于是他们归隐田园山水，在自然中找到一份闲适，一种解脱，以这种方式逃避政治迫害。陶渊明和谢灵运同时代达四十年之久，都处于晋宋易代之时，文名远播，为了不入黑暗官场，自然也会投向自然的怀抱，寻求一片宁静的天地。他们早已看透功名利禄，更好地全身心投入到自然中，领悟自然的神妙之处，诗作自然放射着灵性之思的光芒。陶渊明在归隐上比谢灵运更坚决，前半生虽多次为官，但在彭泽县令上才供职八十三天便决然归隐于乡林间，过着完全自在的生活，虽然有时也思及仕途之路，但更多的是自然闲适之趣。谢灵运在这一点上显得犹豫，刚一隐居，不久又出任官职，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不断徘徊，虽然他的任官期较长，但因为他的一颗心早已交给自然，其诗中自然的灵思也不可忽略，甚至比起陶渊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其一）道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将其任官说成“误落尘网中”，他所求的只是“方宅十余亩，草屋七八间”，所描绘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更是一派自然的闲适农家生活风光。谢灵运的《入东道路》也透露着浓厚的归隐情感：“整驾辞金门，命旅惟诘朝。怀居顾归云，指途溯行飙。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陵隰繁绿杞，虚囿粲红桃。吆吆晖方鸲，纤纤麦垂苗。隐轸邑里密，缅邈江海辽。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鲁连谢千金，延洲权去朝。行路既经见，愿言寄岭谣。”归隐之情的强烈可见一斑。
文学，特别是抒情文学中的诗歌，发展到此时，自身的演变也孕育着田园诗和山水诗。早在上古时期，歌谣中早已出现了景物描写，人们的视线已经注意到了自然的情趣，如《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楚辞》中景物描写的例子更多，它保留并发扬了《诗经》中景物描写的传统，并加入了许多新的成分，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五言诗反站到东汉已经很成熟了，文人的五言诗中也有不少的景物描写。三曹的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就更多了，曹丕的《燕歌行》中以情入景，又以景写情，将思妇的愁思与秋的凄凉溶为一体，达到了另一种新的高度。前世所积累的文学创作经验，影响着后世文人不自觉的去运用这种方法。文学自身的嬗变，一脉相承更从本质上决定了田园诗以及山水诗的产生，即使历史上没有陶渊明和谢灵运也会有其他人出现，推动这两种诗歌形式的出现。另外，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整个抒情文学发展到此时，也在呼唤着这两种诗歌形式的产生。汉代的众多赋的出现，标明了抒情文学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相如的赋那种对景物的细致入微的描写，那种铺陈长叙，语言之精练，手法之高明，都是前代所不能比。其他的众多的赋也具有同样的品格。文学自身的发展，期待和呼唤山水田园诗的出现，这种潮流造就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
魏晋时期的玄言诗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也不乏名作，但越往纵深方向发展，便越显畸形，其缺点马上暴露无遗。玄言诗初产生时，人们对它的接受兴趣也相当的高，毕竟，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它产生之初都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的影响力，人们用文学接受的观点来欣赏评价玄言诗。须知，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都需要多样化多元化，不可能一个时代只让一种文学样式来独霸其位，因为文学接受是众口难调而不是千篇一律，文学的发展是百花齐放而不是千人一心,这种情况势必要求并规定文学接受及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及多元化.众所周知,文学接受受着期待视野,接受者的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理论修养,接受者的心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玄言诗因为太玄妙,只能是士大夫们的阅读文本而不易为广大社会群体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就会不自觉的去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文学接受者更是呼唤着平易朴实的诗歌的产生.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恰恰适应了这种潮流.特别是陶渊明的诗:如:“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虚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此诗的语言风格几近于白话，一般识字的老百姓都能读的懂。谢灵运的诗歌的语言虽有一定的阻拒性，但它从“雅”的品格上适和了接受者“换口味”的要求。如其诗“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淄磷谢清旷，疲尔斩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日。山行穷登顿，水涉尽回沿。严峭岭稠叠，洲潆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茸宇临洄江，仰观基层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村玢贾，无令愿孤言。”这种风格已大不同于玄言诗的“元之又元，众妙之门”类的风格，给接受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学创作是一项精神生产活动，作家的气质，性格，思想等等都会影响到创作实践。由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的转变更表明了文人个人品质的转变。汉朝时期，文人积极入仕，都为了求有一官半职而用尽心血，所以很多文人把文学当阶梯而进身为官员，他们基本上已成为政治的附庸，似乎没有存在的意义，文人的品格由此而显现为趋炎附势，阿语奉承。陶渊明和谢灵运则和这些人相反，他们都淡漠名利，视金钱为粪土，他们不再为仕途而羁绊，放开心胸与自然完全溶为一体。陶渊明诗歌成就的辉煌时期是在其辞去县令而隐居以后，那种物我不分，平易自然的风格成一代风气。谢灵运虽一生为官，但我们绝不能由此而认为他是一个热心仕途的人，因为他的每一次出任都是被逼无奈，然而他的一颗心早已交给了自然，徜徉在山水乐天之中，即所谓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由于两个人的个性品质是一致的，其诗歌创作也因受个人品格的影响而几无差别。陶渊明那“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俨蓬庐”的安适自得心境，若他没有这种品格，实难想象会有这样的诗歌这样的作品。谢灵运的“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谵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菏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的怡然自适心境，岂是醉心功名人能比？
每一种文学样式的产生，都会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后人会在前人的开辟 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因此，前代文人的创作极易流为后人的源头。田园诗和山水诗在影响后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同的。
自从陶渊明开拓了诗歌的田园诗以后，后世相仿相继写田园诗的人不胜计数。他们要么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要么默默无闻，但他们同是在陶渊明的影响下创作的。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颠峰时期，诗歌极盛一时，这时田园诗的代表是孟浩然，他的生平及经历与陶渊明相差无几，所创作的诗作自是一脉相承，其诗作《过故人庄》的风格与陶渊明更是接近，那种“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农人生活图景，那份“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挚情，传神地描绘出了田园风景之乐趣。孟浩然的山水诗同样出名，这就是谢灵运对后世文学影响的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前世两个人的影响，足以说明了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作有共同之处，也只有这样，孟一人便可以在田园诗山水诗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当然，唐代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是王维，他的参禅及创作经历又同谢灵运几近相同。他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如开无”“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都与谢灵运的诸多诗作有神同之处。与孟浩然一样，在山水诗之外他的田园诗创作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真是无独有偶。从孟浩然和王维身上不难找出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共同之处。
宋词的产生及发展，与诗歌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词是杂言诗或诗的变种。在宋词里，也同样可以找到陶和谢诗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早已内化，是一种文学内质上的影响而非简单的模式或语言影响，其相似之处也更难以发现，只能从“神似”上寻找而不可从“形似”上发现。宋词的上阕一般是引入景物，下阕才开始抒情，因此在宋词上阕描写的已非田园或山水的景物，但就“自然”这一方面的开掘是一样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天接云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倒苇沙闲，枯兰涂又冷，寥落寒江秋晚”等等都是得山水之神的妙笔。而像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西亭日暮）等又都是取材于生活小事，顺手拾起，自然也不乏田园诗的那种事无巨细的生活小事描写。
不仅诗词受到陶和谢的影响，后世的小说创作也深受他们诗作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叙事中加入的诗词部分。如《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写庄院的一段文字，“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与陶诗中的“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其中的“草堂高起，尽按五云山庄；亭榷低轩，直造倚山临水”对农家住处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又深得谢诗的神韵。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关于五台山的描绘，则直取谢诗的手法，“岩前花木，舞春风暗吐清香；洞口藤萝，披宿雨倒悬嫩线”与谢诗中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又有着相通之处。另外，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红楼梦》一书中，诗词更多，其中不乏那些能找到陶谢诗作影响的作品，这里不一一详述。
三 姻缘
文学创作中，创作者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他们特定的目的，不同的心境，相异的风格等等，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创作及作品的风格。由于陶和谢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学背景以及文化发展背景是相同的，二人的心境及个性，遭遇及经历等都有着相同之处，更何况二人同世多达四十年之久，共同的时代造就了两个不相干却相同的人，这是不容质疑的。陶渊明看不惯官场黑暗而隐居，走一条士大夫自己的亲近自然清净无为之路。谢灵运数辞其官，久居墅所，一颗心早与自然同化超风脱尘，这种相同的因素假借两个不同个体传达出同一个声音。陶渊明与俗世隔绝，仕途可以说是几经坎坷，为求仕东奔西走，奔波了一生终于了悟。谢灵运辗转官场一生，几次归隐又几次出山，他早已了悟而身不由己，仕途之路也是弯曲之致，心所向往与现实境遇的强烈的矛盾更坚定了他追求自然的决心。陶写归隐田园，写此心的坚决，谢也同样的写归隐，写弃官思家的情感。陶诗在写田园时不经意间山水便入了诗，因为山水是田园美的一个组成部分；谢诗在描绘山水时也不经意间田园便入了诗，因为田园里有山水的美丽，田园就在山水之间。若说题材的差别，从某一方面讲山水与田园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难道会有只有田园而无山水或只有山水而无田园的地方？人们依山傍水而居，开辟村庄田地，世代久居，山水早已溶为田园的一部分，田园早已变成山水的一部分，硬性的去割裂未免有点牵强。这一点上，许多研究者往往忽略，而得出陶诗与谢诗迥然不同的结论。陶的《和郭主薄（其二）》中的“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九月闲居》中的“露凄喧风息，气澈天象明”等诗句都可以说是山水之笔，而谢的《晚出西谢堂》中的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和“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和《种桑》一首，又是很好的田园诗，是在田园心情下自发而出的诗句。
陶和谢同处四十余年但从未有过交往，而二人却不约而同的担负起了共同的责任，推动了一种相同的时代的潮流。这种现象有别于后世的某个流派组织一个集团来引领一种潮流。更深的原因是文学发展的要求，他们的不约而同，是在应大潮流的召唤下产生的。诗歌发展到玄言诗，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倒退，文学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绝不会停留于某个阶段或后退。不管是田园诗还是山水诗都共同的把文学引向自然，让人在对自然的审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让文学从玄言中解脱出来，走上正规的发展道路。陶的田园诗和谢的山水诗所引领的共同潮流是对自然的发现和重视，从而把人的情感寄托于自然。人世是污浊的，而自然永远是纯净的；人世是喧闹的，而自然却是清净的。人在社会中失去的，在自然中多多少少可以找到相应的满足。陶的诗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讲，都是自然的，而谢的诗歌语言虽然生硬但却不别扭。语言的差别不能否认二人的诗歌的质的不同，更不能否认二人的推动文学潮流发展的功绩。
从文学文本的层面分析，陶的田园诗和谢的山水诗也具有相同性。首先是二者具有相似性。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二人诗歌的语言描写上，陶的“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露。弱湍弛文鲂，闲谷矫鸣鸥”，从一定角度分析，与谢灵运的“吲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峥讼，空庭来鸟雀”异曲同工。“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景色奏景风”与“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来说,二人诗歌中神境相似的地方更多,审美趣味相似的地方也很多,从内在的质上看,其相同之处自是不必说。自然给人的自得与舒适,自然的人情化与人性化等在二人的作品是相同的。其次是二者具有相互转化性。陶渊明的许多诗句组合起来可以说一首绝妙的山水诗，其审美意味更是相同。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咽。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就是一首绝妙的山水适趣诗。又如“开春西城门，白日出悠悠。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浮阳骛嘉月，艺桑适闲隙。春事日已歇，池塘旷幽寻。谋春不及意，夏物遽见侵”恰又是一首完美的田园诗。第三，田园诗和山水诗给人的审美感受及所具有的审美意义是相同的。不论是读田园诗还是山水诗，都让人感觉到一种清新舒适，读者已经化为自然的一分子随着微风轻飘飘的忽上忽下，自然与人已很难分离，所有的俗人烦事便一洗而净，似乎已具有仙风道骨，不同于俗世。这两种诗歌的审美意义便在于能给人提供一种超脱的空间，让人在生活重压背后找到一份闲适，不象边塞和思妇诗那样让人有一种“欲语泪先流”的感觉，也不象军旅诗和咏史诗那样让人有一种“沉郁雄浑”之感。
其实，田园诗和山水诗的相同性是其内在的质的相同，在阅读田园诗时绝不会有读豪放词的感觉，倒是有着与读山水诗一样的感觉。同样，山水诗带给读者的也是相同的东西。这种感觉的来源固然与接受者本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诗作给人的质的东西。不管是田园诗还是山水诗，其中经常出现的除了家禽，野鸟，山清水秀之外，还有石，树，村，霞，风霜，春，朝阳，落日等之类的意象。古诗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田园山水诗中的村庄山水的审美情趣，早已沉淀为民族精神内层的一种，所以它能提供给人共同的感觉。共同的品质与精神内质，使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事物具有了相同的东西。中国人长期受抒情文学的影响，相同的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使得中国文人的创作永远不会脱离大中国范围，这样，陶诗与谢诗便共同统一于中国抒情文化。
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写田园或山水不如说是写本人或本人的精神存在状态，诗中的田园已非田园，山水更非山水，由于在创作的时候，创作者把自己沉到自然中溶于自然中，诗中所呈现的是一种人文情怀的观照，一种个性及人文精神的物化寄托。陶渊明将自己的个性品质——质洁自然，清高朴实及他把自己投射于田园的精神化作笔下的文字，接受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简单，冰冷，不通人情的自然物更是放射着伟大的人性光芒。“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光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前面写了许多农事景物，其实是解释说明着并具体表现着“愿”，因为这样的生活着是作者所向往的，而非其他人所说的低贱的活儿。最后一句“但使愿无违”，直接点明自己的情趣。谢灵运一生做官，后来死于统治者手下，可谓是命运不善，然而为官在谢看来只是过眼云烟，不足道。他分别于景平元年（423年）——元嘉三年（426）和元嘉五年（428）——元嘉八年（431）两次隐居，隐居期间的亲近自然，怡然闲适自不必说，就是在任官时所写的诗也一样。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他的被逼无奈和寄情山水的个人风格。如其《初去郡》诗，对那种终于能实现自己归隐的意愿而庆幸的描写，就从诗中的山山水水中渗出。“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一个“终”一个“始”便透露出这种内心情趣。“野矿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仿佛是说作者自己的“野”“旷”了，自己的“天”“高”了，所以作为“沙岸”“秋月”的他便是“净”了便是“明”了。虽句句是景，但句句是情，山水即为作者的感受了。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相同的。
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出现，同时标志着文人主体地位的觉醒，文学独立发展的开始。在汉代，文人创作只是为了娱君王，记君事，他们个人的品格及思想观点从来没有也不敢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可以说，文人主体地位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文人主体是受压抑的，文学只是从属于政治；另一方面，汉朝时著名文学家所写的著名文章大都不是出于一时的个人情感冲动，而是为了议政参政，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黍疏》仲长统的《理乱篇》等均属此类。陶，谢二人则在政治之外开辟了自然这一领域，自然的独立标明文人个体的独立及文学的独立。他们的诗作寄托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非为统治者总结经验维护统治。他们的喜怒爱憎全渗在自己的诗作中，可以说他们所写及所想，发现的是自己是自然而非政治。陶渊明津津乐道农家琐事，谢灵运则专心于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就是这种题材恰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最好的反叛。从这一点来说，陶，谢二人的诗作没有区别。
大而言之，从渊源和姻缘两方面来讲，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相通相似的；小而言之，不论是哲学基础还是社会背景 ，不论文人个人品质还是文学自身的发展等等都说明了陶，谢二人的诗不是截然相别的。田园诗和山水诗是一如同胞的孪生子，是两个个体却拥有相同的品格及风格，是两种文学样式却传达着共同意趣，是两位诗人却走了同一条路。
参考文献：
《文选》 萧统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陶渊明集》 逯钦应校注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谢灵运集》 李运富编注 岳麓书社 1999年版
《陶渊明研究》 袁行霈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魏晋文学史》 徐公持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南北朝文学史》 曹道衡 沈玉成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参考资料：中国诗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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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杰的美人鱼 - 助理 三级 7-3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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