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作为穆斯林，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承认安拉（真主），认主 独一，承认古兰经——安拉的语言是启示给穆罕默德基础上，我们相信穆罕默德是拉真实的使者，是安拉虔诚的，顺从的仆人，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始终是按拉用来引导人们向他回归的工具。
反之，我们来看基督教。这个宗教并不是以上帝及其经典（耶酥（尔萨）死后150年中还没有“经典”）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是围绕耶酥（尔萨）这个人建立起来的，通过越来越突出的强调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杰出得到耶酥（尔萨）本人，没能，也不愿向每个时期信仰耶酥（尔萨）的人说明他，作为使者的作用，使他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属性。他能表现奇迹，能使3死人复活，能治疗麻风病人，使瞎子复明---都出自按拉的意志，他确实是个凡人--他接受主的祝福，安拉使他生来为主道服务。但在他死后，人们应为这个“神奇的”的人应该继续活者，只有“上帝的儿子”才配得上他的一切表现。
生活在受过希腊-罗马诸神强烈影响的社会，那些超人们----早期基督教的智者门，在其思想上，必定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保罗本人是基督教的牧师之一，是希腊犹太人，他一生从未见过耶酥（尔萨）的面，而他的许多的训言显示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对他来说，“活着的主”是真实存在的。
耶酥（尔萨）诞生的奇迹，也对“上帝的之子”的说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1+1=2的哲学象小孩子一样幼稚。其逻辑上，上帝向麦而炎的子宫里吹了一口气，这样麦而炎就怀上耶酥（尔萨），因此上帝就成了耶酥（尔萨）的父亲，耶酥（尔萨）就是他所谓的儿子了。
基督教们并没有认识和理解到：在耶酥（尔萨）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仁慈的按拉和令人惊服
的启示。
古兰经和基督教经典告诉我们，麦而炎是一位无论思想还是身体都是纯洁无暇的青年女子。她来到世界上时，就已经被许为主的仆人，在基督教里侍奉主时，受主的祝福，以使她能凭主的意志，显示一些小小的奇迹。然后，很自然的，按拉选她做未来地球上的先知的孕育，对她的纯洁无任何损害。她侍奉着她的主，同时，主也保护她原有的纯洁。这的确用不着美化，耶酥（尔萨）是主的创造，而不是父亲的儿子。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到耶酥（尔萨）宣扬其讯言或他的训诲被记载下来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其间就不允许有“口头相传”使讯言籍此而得以流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貌。尽管有许多篡改，但通过三部福音书，马太、路加、马可、福音书，仍看出耶酥（尔萨）的形象：一位文静却有吸引力的人对全类满怀伟大之爱的主的使者，被派来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传达主的警告；耶酥（尔萨）努力使我们放开眼光和胸怀去迎接主的警告，虚心的评估我们自己的思想，去看待我们的行为，去增强主的信仰，只有凭着一个孩子的这种朴实的信仰去做了，上帝的天国就回降临地球--这个思想在耶酥（尔萨）的训诫中有过多次表达，显然他与上帝之亲近来自于他从祈祷中吸取的力量，来自上帝所赐的能力和奇迹下，他从未声明过自己是上帝之子。
在他说过的或可能说过的训诫集子中，记载可靠的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耶酥（尔萨）看起来首先关心的穷人，被压迫者，无家可归者，病人---而不是假做虔诚的宽容及所谓的空洞的宗教谎言，他的号召针对对着人们的心灵，他的主题是人性和博爱。他打算过建立教会吗？我想耶酥（尔萨）是即强调精神，又讲求实际的，我想他曾试图建立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在对上帝的信仰下，部分种族，不分教派，仅仅团结在一起，从他的教诲中，我们看不出在这一过程里，他会自视为一道眩目的光明，他只是在努力地把自己作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
由于将耶酥（尔萨） 抬高到了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早期基督教徒给自己带来了无穷难题，他们解释说，耶酥（尔萨）是订死在十字架上的，并因此而加了“受难的仆人教义（它来自犹太教古典中以塞牙所说的话）；加上耶酥（尔萨）为人类罪恶而牺牲自己，以及他孤做他的教义——这种精神对早期基督教土来说，具有重要的含义。一个异教徒可同时信奉多神，但基督教中是不容许的——只有信仰耶酥（尔萨），基督教徒才有希望得救，只有承认他是为了人的原罪而死，只有相信他会再临（作为上帝的儿子，上帝必定使他复活）基督教才有希望进入天堂除此外，只有死路一条，。但实际上，耶酥（尔萨）在地球上生活期间。从未在上帝和人间处于如此绝对的地位。
教义之中的教纠缠在一起了，从教会史上，我们看到关于耶酥（尔萨）现在其真实性越来越少了，更多却是成了超自然的半精神存在，被包裹在无止镜的教义之中，远离了纯朴，温和的人性需要，按拉赋予他那么多的能力，是为了让他引导众人的。难道耶酥（尔萨）推翻了自己的目标，朴实无华吗？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或许是人们从宗教方面极力表达“至高无上”这个概念达到极点，而且成为一个迷。如今没有基础基督教徒能够对其进行彻底的解释。
在穆圣的时代，按拉的意志和伊不拉欣（亚伯拉罕）、穆撒（摩西）时代一样的真实，用不着拿人早的三位一体进行限定。耶酥（尔萨）从未将自己同此类理论联系在一起。
不幸的是当伊斯兰来到时，基督教徒认为，他们看到了约翰启示录中所的说伪先知或反基督教。更令人伤心的是，当那些组织了第二次十字军的贵族被送给一本古兰经译本时，而将它置至一旁。之所以令人伤心，是因为他反映了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种反对伊斯兰教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于十字军历史，是完全建立在无知之上的。现在的，该，伊斯兰大声的去宣扬他的信仰，谈基督教徒去，至少去了解和认识伊斯兰了。 我坚信对于伊斯兰和他的教义，对于那些寻求真理的焦渴的灵魂来说。这无疑是沙漠中一股清泉。
几个主要的差别：
1 对主的认识，是被人格化的三位一体还是无法语言描述的 独一的 主
2 是否承认穆罕默德（求主福安）圣人是主的使者
3 是否承认古兰
一般来说，这几点（特别是第一点）如果让一个基督教徒承认，那么这个基督教徒就转化成了穆斯林了。
我觉得基督教已经将信仰的本质和他的表现形式作出了相对的分离,使它拥有的无限的扩展能力,而和他对应的基督教社会的风俗和历史阶段有了极大的弹性.本质上可以不断跟上社会的发展,就象墙上的电门,后面根一个柴油发电机或者热核电站都没有关系.这就是基督教社会的教统,政统和学统都是相互分离的,可以无限的扩展,和伊斯兰教社会根本就不是一个发展层次上的东西,也许1000年前基督教是和伊斯兰教差不多的东西可能伊斯兰教还有一些优势,可千年已过,基督教早就由蛹化蝶,而伊斯兰教还在和创教时差不多的水平上徘徊.
再加上一条,基督教徒相信"原罪论"~即是人一生下来便是有罪的,但是在我们伊斯兰,人一生下就像是一张白纸,我们要成年之后,才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虽然安拉让人代治大地，但是人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光波和声波里面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你怎么能保证不是错觉呢？眼见不一定为实，呵呵
我们不能看到安拉，但是周围有无数个迹象一直在提醒我们安拉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以及古兰、圣训来认识安拉
但是我们同样不敢保证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正确的，所有知识来自安拉，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安拉，除非安拉意欲。
另外，耶稣只是使者，三位一体学说始于耶稣过世后大约300多年，有些对耶稣的迷误，是后人的迷误而已。并非耶稣本人的意愿。为了慈悯世人，最后一位先知来了，带给我们真理，走不走正道，选择权在你。呵呵。
基督教信奉《圣经》，那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不能吃猪肉和自己死的动物以及血液！只是后来的人找到了一句话做借口“出口的是脏的，进口的是洁的”，猪肉在被吃进口之前肯定也是干净的，所以基督徒们便开了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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