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
是谁发明了汉语拼音呢？说来有趣，是一个外国人。我国古代汉字读音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如“东”（都笼切）。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不易读准。公元１６１０年，法国有个传教士叫金尼格莱来到了中国，他是个中国通。他在１６２６年写了一本《西中儒耳目资》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他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
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历史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形式。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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