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德国简史(六)两个德国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键词：德语
1．联盟党执政时期（阿登纳时代：1949－1966年）
1949至1966年，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在历届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成为左右德国政局的主要执政党。这一期间，联邦德国的政坛上曾出现过三位卓越的领导人，他们是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巴伐利亚州总理弗兰茨•约瑟夫•施持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
阿登纳对国内外形势明察秋毫，制定了世称三“W”的基本国策，即重回西方(Westintegration)、重新武装(Wiederbewaffnung)和重建家园(Wiederaufbau)，其宗旨是改变昔日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好战印象，恢复和重建其爱好和平形象，赢得各国、特别是邻国的谅解和信任，从而使德国摆脱占领国酌地位，最终获得国家的自主权，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平等一员。
40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剧和升级，阿登纳看准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有利时机，使联邦德国全面倒向西方世界，成为冷战前沿一名忠实的马前卒。1950年，联邦德国加入欧洲理事会(Europarat)。1951年，在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和阿登纳的倡议下，德、法、意、荷、比、卢六国建立“欧洲煤钢联营”(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 EGKS)，在经济领域内，联邦德国跨进了西方世界。1954年，联邦德国同美、英、法等国签订“巴黎协定”(Pariser Vertrag)，次年5月生效，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此同时，西方三国宣布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军事占领状态，取消《占领法规》，从此，联邦德国在军事领域内也跻身于西方阵营，成为平等一员，除了悬而未决的柏林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联邦德国在其他所有领域内享有一个独立国家的全部主权。1956年，在阿登纳一再坚持下，联邦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成立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50万人的部队，归北大西洋集团统一指挥。
战后，阿登纳十分注重修复与世仇法国的关系。法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占据萨尔地区，迟迟不肯把它交还给德国。1955年，经公民投票表决显示，大多数萨尔人不愿意留在法国。为使萨尔顺利回归德国，阿登纳向法国作了让步。经过双方协商．1957年，萨尔地区终于回归德国，成为联邦德国第11个州。1963年，阿登纳与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巴黎签署了《德法友好合作条约》(Deutsch-Französischen-Freundschaftsvertrag)，从此结束了两国争端，翻开了德法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除了与欧洲邻国和解，阿登纳还十分重视弥补纳粹德国给犹太人造成的伤害。1960年，阿登纳与以色列总理戴维•本一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纽约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1961年，阿登纳在联邦议院的一次演说中强调，只有在物质上也进行丁补偿，联邦共和国才能宣告德国人已同民族社会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早在1952年，联邦德国就签订了第一个关于向以色列犹太逃亡者支付重返家因补助金的协定。在以后的岁月中，联邦德国曾多次向犹太人追加巨额补偿金。联邦德国政府和人民反省历史的诚意和行动感动了以色列人，德以两国于1965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德国的谅解政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据统计．在德国统一前后，联邦德国向受害国人民支付的赔偿费已达800亿马克，预计到21世纪初将超过1000亿马克。
在两德关系问题上，阿登纳坚持“哈尔施泰因主义”(Hallstein Doktrin)，认为，只有联邦德国才是原德国的继承者，其政府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阿登纳对民主德国采取不承认、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立场，其理由是，民主德国政府不是经民众选举，而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操纵下产生的。联邦德国不仅不承认民主德国，而且不与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以此孤立后者。
1955年，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为争取苏联释放最后一万名德国战俘，阿登纳不得不放弃“哈尔施泰因主义”，与承认民主德国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苏联是惟一的例外。
阿登纳取得的瞩目成就不仅表现在外交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建设上。他高瞻远瞩，及时起用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出任经济部长。艾哈德博学多才，精通经济，又有胆识，他顶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压力，竭力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充分发挥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由于国内外的种种有利因素，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很快显示出威力，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据资料统计，1949至1966年联邦德国建造了900万套住宅，其中一半是廉价福利住房，1／3以上的家庭迁入了新居。此时，联邦德国不仅消灭了失业现象，而且还从邻国输入大量劳工。60年代中期，德国已结束了战后的饥饿和50年代的温饱阶段，开始向以汽车为标志的消费和福利社会迈进。
执政长达14年的阿登纳于1963年退出政坛，此时，他已86岁高龄。阿登纳的最大功绩在于通过向西方一边倒政策，使联邦德国逐步取得主权，使他的同胞恢复了自信，并重新获得世界人民、首先是邻国的谅解和信任。
2．大联合政府时期（社民党和联盟党执政时期：1966－1969年）
1963年阿登纳引咎退职后，由“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接任联邦总理。艾哈德任期不长，因对1966年发生的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一筹莫展而自动引退。l 965年联邦议院大选，1966年，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史称为“大联合政府”(großen Koalition)。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任联邦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任外交部长。这届政府于1968年通过了有争议的《紧急状态法》(Notstandsgesetze)，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此法授权予政府可以取消《基本法》中规定的某些公民权利。
由于两大党控制了联邦议院，议院中的反对派力量十分薄弱，几乎无法起作用。以大学生为先锋的“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 APO)在全国各地很快成立起来，其矛头直指陈旧的教育制度。1968年学生运动几乎席卷德国所有大学。学中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遭到暗害，几乎丧命。另两名学生被军警打死。学生抗议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学生运动锋芒很快转向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少学生把一些“反动教授”赶出学校，并宣布取消考试。有些学校被迫停课，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高举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巨幅画像，高呼“反对越南战争，美国老滚回去”等革命口号。学生的斗争策略是，以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坚忍不拔精神，逐步占领上层建筑，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急关头，政府局部使用了暴力。不久，学生运动被平息下去。1968年席卷全国的大学生运动在这一代德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后人称这些大学生为“抗议的年轻一代”。
3．社民党和自民党执政时期（勃兰特和施密特时代：1969－1982年）
1969年联邦议院进行大选，由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取代了大联合政府，社民党第一次成为主要执政党。这届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调整。首先是废除“哈尔施泰因主义”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接触、不谈判)，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把外交政策转向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其口号是“通过接触达到转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即用潜移默化手法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自70年代起，美苏关系开始解冻，出现了缓和的转机。国际政坛上大气候为推行“新东方”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0年8月，勃兰特访问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核心内容是，处理双边关系时不诉诸武力，承认欧洲边界现状，即奥得－尼斯河的德波边界。条约为联邦德国与东欧其他国家改善关系铺平了道路。同年12月，勃兰特访问波兰，双方签订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访问期间，勃兰特下跪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殉难者纪念碑前(Kniefall von Warschau)。这一下跪在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虽遭国内反对党非议，但却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二战中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和信任，也给那些至今还不认罪服罪的国家和个人树立了榜样。为此，勃兰特获得了1971年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Friedensnobelpreis)。在联邦德国努力下，1971年美、英、法、苏签订了“四大国柏林协议”(Viermächte-Abkommen)。协议再次重申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但承认波恩政府有权代表西柏林。同年12月签订了“过境交通协定”(Transitabkommen)，民主德国和东柏林必须确保西柏林与联邦德国问的交通杨通无阻。协定缓和了东西柏林和两个德国间的紧张关系，为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972年，两个德国签订了有关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Grundlagenvertrag)，双方相互承认，但互不视为外国。根据双方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代办处”，但不是使领馆。同年9月，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基础条约”虽然改善了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但以条约形式确认了德国的分裂。
在内政方面，联合政府在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国防、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企业管理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例如公民的选举权从21岁降至18岁。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使联邦德国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福利国家，从而使每个公民的生老病死得到了保障。通过全面改革和经济发展，联邦德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80年代初，职工每星期工作时间缩短至40小时，每年平均休假时间达3周。联邦德国已从温饱型社会进入小康社会，并向高消费社会过渡，其标志是大多数家庭开始添置高档家具，购买汽车和外出旅游。
1974年5月，经联邦德国安全机构发现和查实，勃兰特私人政治事务助理兼总理办公室秘书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是一名民主德国间谍。为了承担政治后果，勃兰特不得不辞去联邦总理职务，由赫尔穆特•施密特接任。
70年代初，一些参加过大学生运动的议会外反对派左翼激进青年成立“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他们大搞威胁恫吓活动，绑架和暗杀政府、工业界和银行界头面人物，试图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采用恐怖手段，因此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他们的活动被当局镇压下去。
社民党坚持高福利政策，因此国家债台高筑。80年代初，社民党和自民党在如何处理债务和调整税收政策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自民党旋即另找新欢——联盟党，两党联合破裂，继而分道扬镳。1982年10月，联盟党和大部分自民党人在联邦议院对施密特总理投建设性不信任票，同时提名赫尔穆持•科尔出任新的联邦总理。
4．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时期（科尔时代：1982－1998年）
科尔是联邦德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联邦总理．共计连任4届(1983，1987，1990，1994)，执政16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科尔上台伊始立即推出一整套应付紧急状态克服危机的施政方案。其重点是开源节流，减少国家财政赤字，量力而行实施社会福利，创造就业机会。为振兴经济，科尔政府提出下列口号：减少国家干预，增加市场调节；取消集体负担，发挥个人作用；抛弃僵化结构，引进和加强竞争机制。经过经济整顿和调整，国债增加趋势逐步得到控制，物价趋于稳定，投资增多，失业率下降，经济又开始迅速发展。
在对外政策上，科尔政府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进程，1992年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vertrag)，使欧洲一体化进入最主要的发展阶段，为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90年代，科尔政府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全力以赴完成统一大业，并着手解决统一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两个德国的社会制度大相径庭，统一来得如此突然，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统一又是一项极为庞大、复杂和艰巨的历史任务，科尔政府显得力不从心，无法解决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90年代后期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徘徊在400万人上下。1998年10月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失去大量选票、科尔被下萨克森州州长、社民党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击败，退出政坛。从此开始了社民党施罗德执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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