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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世界著名剧作诗 智者纳旦 莱辛
英文名称：Lessing - Nathan der Weise
别名：智者那丹
资源类型：MP3
版本：白金珍藏版
发行时间：2004年03月15日
地区：德国
语言：德语
简介：
门德尔松的挚友莱辛以门德尔松为原型，创作了剧本《智者纳旦》，其中犹太人的形象一改过去的龌龊与卑鄙，成了令人尊敬的长者。德国社会透出了一丝宽容的信息，犹太人立即作出回应，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犹太解放运动拉开了序幕。处于社会边缘的犹太人，受到德国法律的种种限制及社会的歧视，他们可以借以改善自己地位的空间极其狭窄，具体的运作方式只能是“同化”，于是犹太人解放运动的基调就此形成：主动认同主体民族的文化，对自己实施“再教育”。同化运动之初，犹太人中的改革派对前景是乐观的，认为此举可望使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以此摆脱犹太人屈辱的地位。
作者简介：
莱辛诞生于德国萨克森小城卡曼茨的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自幼学习努力，有强烈的求知欲，被老师称为“一匹需要双份饲料的马”。莱辛在德国文学史上堪称多面手，他长于文艺批评、美学论著和戏剧评论，也具有文艺创作天赋。他的戏剧作品与寓言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理论著作和创作实践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为建立德国的民族文学而奋斗。莱辛的著作有《汉堡剧评》、《拉奥孔》和《密娜》等，他最出色的剧本是《爱米丽亚·迹洛蒂》，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强烈反对封建意识的剧本。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曾因此称莱辛是“大丈夫”，还建议在这剧本的扉页写上矛头对准封建君主的字句：“好好学习一下，在警告你们呢！”莱辛一生穷困潦倒，他虽然为演员、剧作家的生活待遇而呐喊，自己却不得不任将军秘书、公爵私人图书管理员等卑微的职务以维持生活。他虽然贫穷，但一生的创作从不迎合宫廷贵族的需要。莱辛在世界文化史上和德国文化史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与伏尔泰齐名的世界级启蒙运动宗师。
价格： 4,49欧元
出版：Universal Music
原著：Lessing, Nathan der Weise
推荐指数：
美学家、戏剧家和寓言家莱辛
莱辛住过的小屋
犹太人在德国文化中的作为已是举世公认，及至一九三三年，全球一百七十名诺贝尔奖得主当中，有二十人是犹太人，其中十五名是德国犹太人。犹太人在德国文学中的作为其实也是同样的辉煌，一部近代德国文学史中，犹太作家群星璀璨，虽然其中的一批人如今已渐渐被人淡忘，但是也有诸如卡夫卡和海涅等永垂不朽的名字在永远地祭奠着那个灿烂而悲怆的时代。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当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但也无法脱离文化母体的限制性框架的制约。如果对德国犹太文人作一番“外部研究”，则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视出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的特殊心态、他们的困境和诉求、犹太文化的发展和变异。《德国文学中的犹太人》正是把德国犹太文人作为参照物，来审视德国犹太人的认同危机。
战后任何有关德国犹太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无法回避大屠杀这一惨痛的事实，都难以平心静气地回顾这段历史。不过这种情绪化的态度，很容易把犹太人在德国的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看成大屠杀的准备阶段。这样一种视角会割断德国犹太人的历史，这段历史中也有相对宽容和平静的阶段。自从十八世纪中叶德国犹太人解放运动以来，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犹太人与德国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太人也是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塑造者。譬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犹太人已经不是局外人，文学艺术中的许多新潮流是犹太人所创，德国的许多传统也是由犹太人所传承的。尽管犹太人在德国
从未拥有过所谓“文化霸权”(纳粹的宣传如是说)，但是一部没有犹太人的德国文化史和文学史是无法撰写的。
自从犹太民族被赶出故土、漂泊世界以来，定居在现今德语国家的犹太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犹太人解放运动标志着根本性的转折。在此之前，十到十二这三个世纪中，犹太人在法律地位上并未受到多少歧视，他们享有充分的商业自由，他们的生命、荣誉和宗教也受到历任皇帝和大主教的保护，“这段时间是犹太人在德国最幸运的时期”。
其后的几个世纪里情况急转直下，犹太人的处境步履维艰，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还被强行限制在半封闭的“Ghetto”(犹太人聚居区)中。法律不允许他们从政、从军、拥有土地、随意迁移。在德意志人的眼中，犹太人历来是“一群乞丐、小贩和高利贷者，丝毫也不可爱；这些人沉迷于阴暗的迷信，尚未开化，他们的外表和行为都极其怪异”。青年歌德看到法兰克福犹太巷中衣衫褴褛的犹太人时，心中也不乏鄙视与厌恶。犹太人的反应则是执着地固守本民族的宗教传统。的确，处于主体民族的种种压迫之下，能够维系犹太族群、使族人们产生认同感的唯有犹太教。犹太人无论在外表和内心世界均显示出自卫的
态势，对于传统宗教的执着使他们同欧洲文化的关系咫尺天涯，于是他们在文化上陷入了孤立之中。但他们的困境主要是法律、社会对他们的限制和主体民族对他们的歧视，他们也从未对自己的犹太人的身份有任何疑惑，从不为此费思量。
解放运动的产生，关键在于德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叶，德国的等级社会开始解体，给犹太人提供了稍大一些的生存空间。随着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滥觞，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逐渐为一部分开明的德意志人所接受，德国社会出现了宽容的气氛，开始关注犹太人的境遇。门德尔松的挚友莱辛以门德尔松为原型，创作了剧本《智者纳旦》，其中犹太人的形象一改过去的龌龊与卑鄙，成了令人尊敬的长者。德国社会透出了一丝宽容的信息，犹太人立即作出回应，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犹太解放运动拉开了序幕。处于社会边缘的犹太人，受到德国法律的种种限制及社会的歧视，他们可以借以改善自己地位的空间极其狭窄，具体的运作方式只能是“同化”，于是犹太人解放运动的基调就此形成：主动认同主体民族的文化，对自己实施“再教育”。同化运动之初，犹太人中的改革派对前景是乐观的，认为此举可望使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以此摆脱犹太人屈辱的地位。
不过正是这个“同化”，使犹太人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陷入了认同的危险，犹太人的身份对于他们是一个极大的负担。犹太人与德国人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在确认自己的身份时无所适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于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来说，同化无异于丧失自我，同化成功之日，就是犹太民族亡族之时。而半个世纪之后，同化的深度和广度同步进行，据估计，在十九世纪，五十多万犹太人中约有二万二千人皈依基督教。进入二十世纪，接受洗礼的犹太人更是与日俱增。魏玛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宪法取消了公民在血统和宗教上的区别和限制，一九一九年，犹太法学家胡果·普罗伊斯出任共和国内政部长，犹太人首次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地位的提升、处境的改善，加之在文化和经济中的成功，更加速了犹太人的同化进程。十九世纪末以来，尽管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绝大多数犹太裔文化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地道的德国人，而且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了自卫而缔结的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名称就叫“持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公民的中央联盟”。犹太人不但认同德国文化，而且在血统上也大量与日尔曼人混血。二十世纪初，犹太人缔结的婚姻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所谓“混合婚姻”，即与日尔曼人结合。这种状况导致犹太人身份的界定极其困难，接受了洗礼、皈依基督教的族人是否还是犹
太人？“混合婚姻”产生的混血儿在信仰和文化上与犹太传统隔阂更大，他们是否还是犹太人？从“谁是犹太人？”的问题，很容易引出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是谁？”
一部分犹太人在同化的道路上义无反顾，惟恐自己身上的德国气息不够浓，出现了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作家雅各布·瓦瑟曼。另一个犹太作家图霍尔斯基评论他说道：“人们指责他，说他，一个犹太人，却比德国人还要德国人。”一次大战爆发时，犹太人投军热情之高，令人瞠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境内的犹太人遭到大规模的迫害，大批东欧犹太人逃离俄国，取道德国移居美国。恪守传统的东欧犹太人带来了德国犹太人已经生疏的正统犹太教，但却遭到德国犹太人的抵制和蔑视。这个时代产生的犹太复国主义在东欧犹太人中迅速传播，德国犹太人中却响应者寥寥。
在十九世纪上叶德国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海涅等人的作品中就可见出认同的危机。海涅的作品中虽然也有涉及犹太人处境的，但是他的主要作品都没有阈于犹太族群的视野，因为他自认为是德国人，视德国为祖国。但是这份爱却得不到回报。别尔内写道：“一些人指责我是犹太人；另一些人则宽恕我；第三种人却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赞赏我：无论如何，大家都想到了我的犹太人身份。”这种失落感在海涅身上表现为嬉笑怒骂。此后，犹太作家中不断涌现出寻衅者，他们的存在构成了犹太作家的一个基本类型，寻衅也构成了德语犹太文学的特点之一。
在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的德语犹太作家(当时德国与奥地利及其他德语地区在文化上的界限并不很明显)所创造的文学作品，无疑充分反映了这些作家们的心态和诉求，尤其清楚地传达出了德国犹太人的认同危机。但是除了因时而异之外，德语犹太作家的作品也因地域而异，到本世纪初时，除了居住在第二帝国境内、尤其是以柏林为中心的作家之外，还有以维也纳为中心和居住在布拉格的德语犹太作家群。
第二帝国境内的德语犹太作家总的倾向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饱受歧视，为了摆脱屈辱的地位，不得已只好接受现实，尽量淡化自己身上的犹太文化，以期得到主体民族的承认，不少人更改姓氏、接受洗礼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他们在主体民族的文化之中生活，西方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远远大于犹太文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熟悉并崇拜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认为西方文化优于犹太文化，因而有着强烈的同化冲动，主动认同西方文化，为了进入西方文化，不惜放弃本民族文化，皈依基督教。海涅有言道，皈依基督教是为了获得“进入欧洲文化的入场券”。尤其是在同东欧犹太
人的正统犹太文化发生碰撞时，文化自卑感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厌恶相当强烈，形成了所谓犹太人“自我仇恨”的情结。
在奥匈帝国治下的维也纳和布拉格，犹太人的处境和心态又大不相同。在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德意志人是统治者，在人数上却居于劣势，所以他们极力网罗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说德语的犹太人竟然成了“团结”的对象。一七八二至一八四八这段相对宽容的时期内，至少有一百多个犹太富豪得到“赐封”的贵族爵号，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犹太人也因此积极效忠于哈布斯堡皇朝，认同欧洲文化时顾虑更少，“维也纳给帝国境内的犹太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会、更多的文化舞台和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犹太人是最忠诚的奥地利人”。在这种环境当中，犹太人更能显露其风采，也是理所当然的，斯蒂芬·茨威格曾就此说道：“世人为之赞叹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十分之九是一个由维也纳犹太人所促进、扶持，甚至是犹太人直接创造的文化。”在犹太人与主体民族的关系上，茨威格强调犹太人是欧洲人道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这个没有根的民族被迫成为世界公民，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其次是欧洲人，然后是奥地利人，最后才是犹太人。所以当他被逐出祖国的时候，倍感失落，写下了伤感的《昨日的世界》，哀叹欧洲文明的衰亡。
生活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因生活环境的不同，又展现出另一番景象。世纪末的布拉格有人口约四十五万，其中犹太人约二万五千，德意志人一万左右。犹太人中说德语的仅有一万一千多人，却给世界文学奉献了卡夫卡这样的文学大师。
布拉格的德语犹太人受着德意志人的统治，又处在捷克人的包围之中。他们不是捷克人，却生活在捷克人的土地上；他们不是德意志人，却使用着德语，从中接受着这种语言承载着的文化。他们是犹太人，却不会说自己的语言，淡忘了自己的文化。在这样一个缺乏归属感的生活世界中，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会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到底是谁？何处是家园？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八年的崩溃，更加剧了无所归依的感觉。由此产生的布拉格德语文学，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性，即所谓“飞地属性”。犹太人当中普遍存在的局外人的感受，在布拉格犹太人中更为强烈。因为自己不属于争吵的任何一方，所以他们不为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成见所动，使卡夫卡们得以冷眼旁观身边的世界，冷峻地剖析芸芸众生，连幽默时都不动声色，卡夫卡也成了犹太作家的另一个原型：局外人。卡夫卡把犹太人的无家可归的状况、犹太人的孤立与孤独当作他的作品的主题，“无可争议的是，不回溯到卡夫卡的犹太人的根，就无法闯入卡夫卡笔下那个神秘的世界，尽管他的作品中根本没有出现‘犹太人’一词”。犹太人的存在危机，被后来的读者解读成了人类生存的根本状况。
二战结束后，种族灭绝的惨痛事实给轰轰烈烈的犹太解放运动划上了一个鲜血凝成的句号。犹太人在德国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到底是不是一个注定走向奥斯维辛的过程，取决于如何看待德国文化的本质。不过无论如何，犹太人对德国再也不抱幻想，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里”，无论是“同化”还是“融合”，都不过是“一个幻觉”。但是，认同的问题并未结束，反而日渐突出。如今，德国仅剩下三万多犹太人，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但在德国共有六百多万外国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德国出生的第三代土耳其人的故乡在哪里，他们在居住国当然是外国人，回到祖国时也往往被
视为洋人，“我是谁？”认同的问题仍将存在下去。
那年春天，我结束了在意大利的访问与旅程之后，离原定的回程日期还剩下两天的机动时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往柏林。因为那里有莱辛。其时我正在为写作一本关于莱辛寓言的书寻找文字和图片材料。
在开往柏林的火车上，我读完了莱辛在晚年创作的那个哲学意味十分浓厚的剧作诗《智者纳旦》。在剧中，莱辛借一个人物之口说：“一个人，比如你，不会停留在／诞生之偶然将他抛向的地方：即或他停留，也是缘于／认识、根据、更好的选择。”莱辛的一生，也正是不断地选择、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直到最终“确定这些根据的选择／我好使之成为我的选择”的一生。在他身上，最充分地体现着德意志民族非凡的智者素质、理性精神，以及不停地寻求个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相通之处的诗性生存方式。
莱辛是不朽的。而我们能够发现和理解的，其实只是莱辛精神世界的冰山一角。
1729年1月22日，美学家莱辛出生于德国萨克森州（Sachsen）的一个名叫卡门茨（Kamenz）的小镇上。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牧师，学识渊博，为人良善；母亲也出身于牧师之家，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莱辛从小就生活在虔诚与学问的气氛之中。父母亲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或神学博士，所以他们严格而认真地规划着莱辛的学业和成长之路。莱辛先是在卡门茨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12岁时进入迈森（Meissen）最著名的贵族学校——圣·阿佛拉公爵学校（St.Afra），开始严格的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法文，以及宗教、哲学、数学等方面的训练。这所学校以培养专门的教会人材和拉丁学者著称。莱辛在这里很快显示出了自己殊异的学习天赋，并且渐渐感到，学校的课程无法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了。1746年6月，经父亲同意，莱辛从圣·阿佛拉公爵学校提前毕业。离校前，校长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匹需要双份草料的马。别人觉得非常繁难的功课，对他来说却像空气一样轻松。我们实在不能再教给他什么了。”这年9月，18岁的莱辛获得莱比锡大学奖学金。9月20日他正式到该校报到，研读神学。仅仅一个月之后，他的老师就给他做出了如下的评语：“本人愿意十分负责地证明，莱辛先生的勤奋和进步都是最优异的。在本人指导下，他对哲学问题表达清楚、准确、精深。他的学习成绩将是很杰出的。”
这个时期的莱比锡可谓全德国思想、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弥漫在这座开放的城市里的自由的科学思想和活跃的启蒙气息，对莱辛这位来自萨克森州的少年才子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和抵挡的诱惑。入学不久，莱辛对于神学的兴趣就被诸如化学、植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乃至医学等等学科冲淡了。他给母亲写信说：“我坐在书本前，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很少想到别的。请允许我的坦白，我也很少想到上帝。我的惟一快慰是勤奋。……我逐渐认识到，书籍固然可以给我以知识，使我成为学者，但不能把我培养成一个人。……有一段时间我把书本扔在一边，为了去结识更有用的事物和思考更有意义的事情。”
在莱比锡大学，他结识了许多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有古典文学家、神学批判家、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其中集自然科学家、作家、翻译家和诗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克斯特讷（Kastner）对莱辛当时以及后来的影响最大。克斯特讷读了莱辛最早的几个剧本，很是欣赏，就把莱辛介绍给了当时在德国最著名的诺伊贝尔（Neuber）剧社。剧社的创办人是演员出身的戏剧家诺伊贝尔夫人，她把这个剧社作为改革德国戏剧的场地，上演了许多深受市民欢迎的喜剧。这些戏剧也深深地吸引了莱辛，使他渐渐把剧社当成了自己的另一所学校。“宁愿啃一块干面包，也不愿放弃一次观看演出的机会。”诺伊贝尔剧社的演出，莱辛几乎每场必看。他的第一部喜剧《青年学者》也由这个剧社上演，而且获得相当的成功。
莱辛在莱比锡的生活情形传到了卡门茨。他的父母亲认为这是一种堕落，便编造了一个母亲病重的谎言，让他回到卡门茨住了几个月。后来他虽然又得到父亲的同意回到莱比锡改修医学，但他真正的兴趣已转向戏剧。1748年，诺伊贝尔剧社因为经济拮据而解散，莱比锡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莱辛了。他的大学生活也随着剧社的解散而宣告“剧终”。
与诺伊贝尔剧社的交往，使莱辛渐渐脱离了日后成为一名牧师或神学家的轨迹，而走上了最终成为德国不朽的戏剧家、美学家和哲学家的道路。1748年11月，莱辛来到柏林，开始了他的戏剧家与美学家的生涯。他的父母以他“不务正业”而终止了对他的经济资助，这使得莱辛从此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依靠写作维持生活的职业作家。随后他创办和编辑过戏剧评论杂志，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寓言和剧本，编辑出版了自己的包括诗体寓言在内的六卷本《文集》（1753－1755），翻译了《狄德罗先生的戏剧》等外国作品，还给一位普鲁士将军当过秘书。1759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散文体寓言和寓言论文《寓言三卷·附录关于此类文体的几篇论文》。
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1766年他完成了那部著名的美学著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1767年，他受聘担任汉堡民族剧院艺术顾问，并创办了一份专门评论上演剧目和表演艺术的小报。他为全年的52场演出撰写了104篇评论，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成为欧洲戏剧批评经典名著的《汉堡剧评》。
即使在今天的德国，莱辛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柏林的国家剧院门前，我找到了那座著名的莱辛塑像。这正是杜鹃花盛开的人间四月天。我看见，一群美丽的少女（她们也许是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将一个个杜鹃花环轻轻地敬献在莱辛塑像的座基上。然后她们就站在莱辛的身边开始了自由的朗诵。她们朗诵的是莱辛的诗篇，还是别的什么，我并不知晓。但我能够感到，在时间的河流上，有一种高贵的、诗意的、文化的虔诚与教养的传统在流淌。
莱辛当然不是惟一的源头。但德国正是因为有伟大的莱辛，有和莱辛一样伟大的众多的精神先驱，它的思想与人文的河流才会如同莱茵河一样激清扬浊、波澜壮阔……
让我继续回到莱辛的精神世界里吧。作为一位富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寓言作家，莱辛的寓言蕴涵着丰富的时代特征、政治意义和深刻的社会内容。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莱辛所生活的18世纪，正是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发生和完成的时期。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普及文化，倡导民主、自由、平等为使命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承传和续延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薪火，更重要的是为随之而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筚路蓝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营造了充分的舆论与话语空间。
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兰西。因为当时法国经济比较发达，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正处在上升期，人们的思想、个性都相当活跃，因此与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僧侣的矛盾也特别突出。在这样的情势下，法国启蒙运动正可谓一呼百应，水到渠成。但是德国却并非这样。当时的德国各方面都落后于法国，经济上发展迟缓，政治上一盘散沙，资产阶级的力量极其薄弱。恩格斯曾对当时的德国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一切都滥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朽尸骸的力量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卷之《德国状况》）因此，德国的启蒙者们面临的任务就更加繁难和艰巨。他们没有办法像法国的启蒙者那样，直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是充分考量了德国的实际状况，采取了从建立一种独立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入手的策略，以文化来唤醒民族意识，启发人民挣脱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制度对精神的束缚。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和毕生的努力。
领导着德国启蒙运动的这些不朽的思想巨人，包括莱辛、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作为戏剧家、美学家、寓言家的莱辛，是其中战斗得最勇毅，取得的成就最大，因此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位。
由于以上的原因，莱辛寓言便具有了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对当时德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彻底的揭露、讽刺和批判，从而启发人民认清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制度对人性和自由带来束缚与扼杀的本质。例如《水蛇》、《仙女的礼物》、《骡和狼》、《绵羊》等篇，揭露了强权者暴虐、伪善和贪婪的本质；《黄蜂》、《鹅》、《荆棘》等篇，对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狂妄的市侩哲学、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和鞭挞。其次是对人生哲理和公共道德价值判断予以发现、揭示和张扬，借以引导人们建立一种合乎人道的、平等的、完善的人格范式和道德秩序。这也是当时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进步的社会理想。例如在《夜莺和孔雀》、《鹰》、《马和公牛》等篇，就分别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平等的朋友观念、目光开放的民众教育观念、宽容的人生哲学观念。三是对人性中的种种弱点，尤其对德国文化中的种种不良因素和落后现象的讽刺与批评。如《猴子和狐狸》讽刺了德国作家的缺少创造力和精神上的懒惰；《夜莺和云雀》批评了德国作家的孤芳自赏与脱离民众；《鼠》讽刺了一些人的自以为是和鼠目寸光。
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在这场伟大的战斗中所使用的“重武器”，当然是他的戏剧作品、剧评、哲学和美学论文，以及所向披靡的各种论战文字。席勒在写给歌德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评价过莱辛的《汉堡剧评》：“毫无疑问，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德国人当中，莱辛对于艺术的论述，是最清楚、最尖锐、同时也是最灵活的、最本质的东西，他看得也最准确。”相比之下，寓言，就是莱辛在这场战斗中所使用的“轻武器”了。用批评家弗朗茨·梅林的话说，莱辛的寓言是一种“从小型火器里喷射出的连续不断的火舌”。
莱辛不像伊索、拉封丹那样，毕生专门从事寓言写作。寓言在莱辛的整个文学活动中，分量并不很重。莱辛对于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戏剧作品、美学和哲学论著等方面。但是，作为人类的文学遗产之一，莱辛寓言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莱辛最初是用韵文创作寓言，写过15篇诗体寓言，收在他1753年出版的《文集》第一卷里，题名为故事。后来他改用散文体创作寓言，1759年出版了散文体的《寓言三卷·附录关于此类文体的几篇论文》。两种寓言合计105篇，是莱辛一生寓言创作的全部。
对于寓言，莱辛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作为“附录”发表在他的《寓言三卷》里五篇寓言理论文章，在世界寓言文学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曾被后来的学者誉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对寓言这种文学形式所作出的最简洁明晰和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理论文献。这五篇文章分别为《论寓言的本质》、《论寓言中采用动物》、《论寓言的分类》、《论寓言的写作》、《论寓言在学校中的特殊功用》。在《论寓言的本质》中，莱辛给“寓言”所下的定义是：“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通的道德格言引回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上，同时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事件，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通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
莱辛理想中的寓言楷模是准确、简洁的伊索寓言，因此他对拉封丹式的华丽的宣叙与铺陈不以为然。他的散文体寓言第一卷的开篇之作《幻象》，就是借用一个寓言的形式，表明了他的心曲。他说，有一天，他躺在一个不大湍急的瀑布旁边，努力想给自己的一篇童话添加小巧的诗意的装饰，——因为拉封丹最喜欢这样打扮寓言，他用这种方式几乎把寓言“娇惯坏了”。——可是，他冥思苦想、斟酌推敲，最终却毫无所获。这时候，寓言女神出现在他面前了。女神微笑着说道：“学生，干吗要这样吃力不讨好呢？真理需要寓言的优美；可寓言何必要这种和谐的优美呢？你这是往香料上涂香料。它只要是诗人的发现就够了。一位不矫揉造作的作家，他讲的故事应该和一位智者的思想一样才对。”话一说完，寓言女神就消失了。
莱辛说，这当然仅仅是一个寓言而已，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寓言女神在他面前出现过。但他却坚信：“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写成一个神圣幻象的神谕。”
举出这则寓言，并非要对莱辛和拉封丹做出什么高下之分，而只是为了说明，莱辛和拉封丹虽然同为寓言大师，而且他们的精神源头都是伊索，但是他们二人关于寓言的主张和风格，却是互有侧重，各具千秋的。与拉封丹寓言所特别追求的繁密的细节、华丽的诗意相比较，莱辛寓言更注重故事的简练和智者的思想与发现。拉封丹是一位渴望与大自然共舞的抒情诗人，莱辛则是一位肩负着启蒙的使命而悲悯人间的思想者和学者。
莱辛的某些寓言题材虽然也是借用了伊索寓言，但他并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复述，而是结合德国社会的现实予以翻新和改造。他从寓言的精神上继承和把握了伊索，而在题材和意蕴上，却清晰地展示了一种德国民族风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德国自从有了莱辛，才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寓言。
曾经是那么漫长的颠沛流离的日子，让莱辛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辛苦。“我白天黑夜都在写啊写！”他自嘲地说，长期以来他就像一只“站在屋顶上的鸟”，刚刚准备栖息一会儿，便又听到了什么召唤他往前方飞翔的声音。
从1770年4月开始，莱辛来到沃尔夫比特尔（Wolfenbuttel）的一个古老的图书馆——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任管理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是他的思想和美学体系臻于完善和成熟的一个时期。他的许多关于宗教、哲学文献的论文和论战文字，都写于这个时期。在这个图书馆里，他还写出了那个著名的悲剧《艾米丽·伽洛蒂》。然而，过度的劳作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1781年2月15日，他因为脑溢血而离开人世。弥留之际，他的朋友们正在念书给他听，他躺在朋友的怀抱里，恬静地、缓缓地阖上了双眼……
像欧洲许多资历久远而辉煌的图书馆一样，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收藏繁富，并有不少镇馆珍品。它现有藏书220万卷，其中有不少六世纪到十五世纪的秘籍珍本。还有属于中世纪的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手抄本3000多种。此外，这里还藏有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亲笔批手稿，为数不少的毕加索的作品真迹，以及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政治典籍等等。
我到沃尔夫比特尔市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看莱辛。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原样保留了莱辛工作和写作过的那个房间的摆设，并把它辟为莱辛纪念馆。
在这个寂静和古朴的小房间里，我看见了这位伟大的启蒙者、思想家和戏剧家使用过的工作台、圈椅和古旧的烛台，看见了在莱辛晚年曾经给过他物质和精神资助的，那些善良的和充满良知的朋友的画像。而从他那些已经泛黄的神学论文和文学论争的手稿中，我分明感到，智慧、思想和人道的光芒依然在闪亮——即使是在人类的理性精神有如夕阳西下的时候，即使是在整个外部世界正被物质包围的时候。
轻轻地盘桓在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的回廊里，我仿佛能听到一代思想大师的沉重的呼吸。捧着一本有着莱辛画像的1954年版的《汉堡剧评》，坐在图书馆一侧的一条长椅上，我把莱辛自己的一段文字抄写在书扉上：“撇开他提供的确切结论不说，仅就他的渊深和卓越的思想方法而论，他足以成为对于他的时代与他的国家的最具深远的价值与影响的一个存在。”
Kurzbeschreibung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nimmt sich in "Nathan der Weise" dem aufklärerischen Problem der Wahrheit an. Den Kern seiner Erzählung bildet die berühmte Ringparabel, mit der Nathan die Frage beantwortet, welche Religion die wahre sei: In einer Familie galt die Tradition, dass der Familienvorstand dem Sohn seinen Ring überreicht, der sein Nachfolger werden soll. Ein Vater konnte sich allerdings nicht entscheiden und gab allen einen gleichwertigen Ring. Genau so gleichberechtigt seien die großen Relig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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