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即便是“躲债七天”的杨白劳，也得“回家来”，并且虽然“钱少不能买”，也要“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过年对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有怎样的魔力，以至于躲债的杨白劳甘冒被抓的风险也一定要回家来？其实，杨白劳不但欠黄世仁的债，他同样还欠“年”一个“债”。前一个债务是有形的，可以量化，亦是能够暂且欠一欠、躲一躲的；后一个无形的债务则既不可量化，又不能拖欠和躲避。非独杨白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或曰华人）都欠“年”一个“债”。这个“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尽管春节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但是年味却显见地越来越淡，不但过年的内容和形式都起了不小的变化，就是内心那种憧憬与期盼也无从捡拾了。比起春节，其他同样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就更显颓落了。虽然我们依然会在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包粽子，但是参与的热情却与日俱减，更不要说“人胜”、“中和”、“上巳”这些几近消失的节日了。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舶来的“洋节”却是越过越红火，青年人尤其是都市里的青年人在圣诞节、情人节间迸发出的热情，也足以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是一些显见的现象，由来也不止一年了，而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有“韩国申报端午节为文化遗产”和“将春节改期”的专家提议，使得“传统节日民俗保护”的讨论格外热火，看得出，“中国节情结”在社会上还是普遍存在的。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根源 

　　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其中大部之形成莫不跟历制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露露女士的新著《中国节———图说民间传统节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将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统计归纳为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春节、立春、元宵节、中和节（二月二日）、上巳节（三月三日）、清明节、天贶节（六月六日）、夏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都与时气节奏大有关系；几个表面上与时气无关的，比如端午节、腊八节（十二月初八）、祭灶节（十二月二十三日）、除夕节，细查古制，也有时令的讲究。民间信仰认为五月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即蛇、蜈蚣、蝎子、蜥蜴、癞蛤蟆。此月多灾多难，甚至生孩子都会夭折，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预防，避五毒乃是过“端午”之初衷。腊八、祭灶以及除夕节，均是春节的“伴节”，自然也是与时气相关的。而其余四节正月初七的“人胜节”、四月初八日的“浴佛节（释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元节（鬼节）”和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水官大帝诞辰）”则来源于传说、神话和宗教。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里面，人该与自然节奏和天地韵律沆瀣一气，追求“与宇宙合一”（金岳霖语），既然“节”是天地时气的交合之处，是“天”、“地”的节奏，自然也该是“人”的节奏，是连通自然节奏与人生命运的“节点”。这使节日对于古人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升华。 

　　历法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由历法而起源的节日，无论性质还是形式，自然也是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一点似无太多疑义，无需引经据典再来论述。 

　　而当中国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传统节日则又从性质到形式，开始为儒家伦理学说支撑的家族制度而服务。 

　　有关家族制度（或曰宗法制度），冯友兰先生的论述很是精要，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称，“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儒家学说大部分是论证这种社会制度合理，或者是这种制度的理论说明。经济条件打下了它的基础，儒家学说说明了它的伦理意义。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而这些条件又是其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种制度及其理论说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学说自然而然成为正统哲学，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现代欧美的工业化侵入，改变了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为止。” 

　　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并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传统节日中，“农事”、“祈福”、“驱邪”等主题尔外，又添加了“祭祖”、“团圆”等“孝亲”元素。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节日之产生乃至传承发展的根源在于千年的农耕文明，具体的支撑又表现在三个方面，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中国农历历法为其刻划出具体的时令节点；中国人至为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排除了这些时令节点之于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并赋予它们更多形而上意义；为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崇利用的儒家伦理学说丰富了节日的社会基础和实用意义以及实施形式。 

　　二、中国节断裂现状 

　　我国现有的法定节日有10个，分别是：新年（西历1月1日）、春节、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8日）、植树节（3月12日）、国际劳动节（5月1日）、五四青年节（5月4日）、国际儿童节（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8月1日）、教师节（9月10日）、国庆节（10月1日）。其中只有春节属于传统文化节日。其他节日，或来源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国庆节），或与国家、政府的行政设定有关，有的则是采用国际公例，总之多是近、现代发展形成的历史产物。 

　　这是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出现断裂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我们再把时间上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政府取消了农历纪年而改为国际通行的公历纪年。同时，民国政府还想把中国的传统节日改为公历日期庆祝，甚至为此采取了很多极端的做法，“当时的所出现的行政措施严重到这种程度———卖年货就要把店铺砸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主编刘魁立先生介绍说。尽管当时的民众并不买帐，依旧按照农历庆祝传统节日，但是公历纪年却由此确立下来。“更何况胡适大概在1921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所有这些对传统文化的不关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行政干预的强硬方式，到1929年甚至把农历全都废掉了。”“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导致我们自己对传统节日变得很淡漠了，相反却对国外的一些东西趋之若鹜。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心中，就有了所谓的‘个性解放’的需求，他们把过去倾注在以家庭、宗族为主的节日身上的热情，转向个人节日，于是像什么情人节啊，愚人节啊就开始在城市里面流行起来。” 

　　“现在年轻人也不是不过传统节日，但是他们不明白怎么回事，一问全不知道”。李露露说。在谈及新作的创作以及出版情况时她表示，新书《中国节》是在10多年前自己与同事的旧著《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增补、修订完成的，目睹十几年来中国传统节日的变迁她深有感触：“随着我们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我国民间节日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甚至正在面临消失。传统节日也在不断淡化，外来节日则逐渐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抢救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文化界当中，这一呼声也很高。” 

　　刘魁立把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出现断裂定义自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后始，李露露强调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传统节日文化构成强势冲击。实际上，人们在节庆期间（包括传统节日与外来节日）衣、食、住、行等消费生活观念、方式上的具体改变，直接反映了中国民众正经历一场世界观的巨大转变。 

　　三、断裂反映观念的转变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祥龙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一文中，在回答“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一问题时称：“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机，可说是‘文命危浅，朝不虑夕’。” 

　　传统文化开始“礼崩乐坏”，导致节日礼俗逐渐丧失精神基础；新中国建国后自觉要向建设现代工业国家迈进，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同时也使农业生产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传统节日文化的社会基础也开始大规模沦陷。 

　　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陈乐民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中论述的观点，当19世纪中国的大门稍稍打开一点，遇到了吹进来的“西风”的时候，中国社会便开始发生变化了，传统文化抵挡不住这不期而至的欧美风雨。“西方文明的冲击力量，自然不是孔学伦理所能抵挡的。”至此，中国文明史的“自然进程”被打乱了。 

　　“自然进程”被打乱，接下来便当然是“不自然进程”了。 

　　“从近十多年的民俗文化动势考察，呈现在民俗文化学者眼前的当代中国民俗文化，还没有形成一种有整体系统的文化合成物。因为，我们观察到的恰是一幅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向未来的前后很不连贯甚至矛盾和破绽百出的民俗文化图像。”国际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乌丙安先生的这段概括，足以形象地描述出中国当代民俗文化的整合动势。 

　　可以说，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近几十年来表现出的变化，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变化的总和。这一变化的实质，是中国民众旧的世界观断裂、正向新世界观转变的具体表现，这样的表现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刘魁立称：“现在大家见了圣诞节穿红衣服的白胡子外国小老头，就感到某种亲切，而对于我们自己的许多传统的东西，感觉到好像是已经落伍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被强势文化浸染之后的态度。”这能够代表一部分民俗学家的观点。 

　　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 

　　“我们不能数典忘宗，不能忘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文化，其中也有许多精彩的文化内容。它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维护社会公德，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决不可低估。”李露露这样表示自己对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意义的理解。 

　　刘魁立则从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强调说：“为什么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呢？每一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自然的视角，而这个独特的自然的视角和独特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方式，是各个不同的。就像我们所有的人都走路，但是每一个人走路的姿势也不尽相同；所有人都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同，所使用的词汇也不同。而这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民族性的。”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宋兆麟先生谈的更加细致：“第一，节日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说牵牛要牵牛鼻子，研究民间文化抓住节日，就可以带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民间文学、民间神话传说等等，具有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第二，节日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我们要考虑如何因势利导，好的保留，坏的剔除，以使它更好地发展。比如春节的一些礼仪形式，我就认为作揖要比西方的握手礼好，能够保持距离。再比如鞭炮，尽管可以营造节日气氛，但是污染严重，而且存在隐患，如果能够制造出改良的品种，只有声响和光电，没有烟尘和爆炸，不是两全其美吗？第三，节日对于社会安定、人民和睦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很重要。过节期间一方面家庭和睦，甚至平日不来往的楼上楼下、街坊邻居见了面也会很礼貌地问好祝福，整个社会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氛围，另一方面，犯罪率恐怕是最低的。再有，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春节是一定要过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凝聚力。” 

　　五、两种文化倾向 

　　乌丙安把当前节日民俗文化剧变中，表现出的文化倾向归纳为两种： 

　　一是继续坚持遵循古老的传统民俗生活方式，或不能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对文化的急剧变迁持某种排斥态度，对古老的民俗文化传统经常表示出特殊的尊重，面对着眼前的文化剧变，产生了许许多多困惑，特别是对外来的西方文化难以认同。 

　　一是迅速调适新的生活方式，去努力改变生存环境，随时随地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甚至早在文化变迁之前，就已经先期接受了新事物、新观念，适应了新的经济冲击和社会新潮流；同时很快接受了民俗文化的新变迁，比较习惯于选用其他民族的或外来的风俗习惯，并对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不表示什么特别的尊重。 

　　他分析称，“前一种倾向反映了传统文化心理取向，它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谋求民族生存的文化策略。而后一种倾向显示出融合新旧民俗文化的巨大适应能力……主动接受新文化，把对传统民俗文化的重整再造和快速适应变迁做为最佳的求民族生存的文化策略。”（《论当代中国民俗文化的剧变》） 

　　当然这两种文化倾向，往深处说，依然是反映了两种认识观的区别。一味谓叹“人心不古”、“背弃传统就是败家”，或是“觉今是而昨非”声言“传统文化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恐怕都不是客观的论断。前者固然失之迂腐，后者也很值得警惕。 

　　陈乐民称：文明是人创造的，必是可以传播的。处于优势或强势地位的文明的影响比较大，比较能够反映自然规律因而能促进社会进步的文明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深远。而且“文明必定有优胜劣汰”。同时“要廓清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区别。从长远距离看，文明的品格是前进的、开放的和融合的。‘全球化’问题更多地应属于人类文明发展必然性的问题”。 

　　偷换一个概念，在对待传统节日变迁的问题上，也应该廓清“政治观”和“文化观”的区别。 

　　六、如何保护传统节日文化 

　　宋兆麟认为，保护传统节日文化的首要工作是进行记录：“我们这代人要把我们看到的记录下来，因为过很多年它还是要变，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特别是现在手段更多，可以用文字记录也可以录像，这里有很多历史价值。但是抢救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保持连续性。不是说今天记录完了就完了，明天还是一样得记录。” 

　　单纯的记录更多只适用“过去时”，“保护”与“发展”并重，才是更大意义上的“保护”。 

　　每4年举办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最为关爱的当代文化盛事，众所周知，它起源于公元前776年左右，古希腊人为祭祀雷电大神宙斯而举办奥林匹克竞技大会的风俗。历经2800多年断断续续的发展演变而至今日之气象，乌丙安评价它“为发挥古代民俗文化资源的现代化效应树立了最高典范”。 

　　乌丙安认为，要认识并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效应”，就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现代性认定，即对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价值进行认定。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民俗文化遗产作出选择，以便认定某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许多民俗事象不再是‘古化石’或‘历史残留物’，而是把过去引向未来的文化财富。”他还谈到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推动文化保护立法、建立专业协会和专门的民俗文化博物馆等等。 

　　有关传统节日文化保护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记者以为，似应把“传承传统”和“吸纳先进”结合得更紧密才好。 

　　不同于多数青年，记者喜欢听京剧，但仅限于部分曲目。同时我很清楚自己的这种喜欢不是出于自觉，不是因为京剧是国粹而听众日稀就主动去“尽义务”，而是出于自发，我认为许多京剧选段确实非常“好听”。可以说，是京剧自身具有的魅力感染了我，而不是笼罩在它身上的“传统文化精粹”等诸如此类的光环。在我看来，用“危机”或是“尴尬”来形容京剧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和处境，是带有感情色彩和主观倾向的。实际上京剧只是不如以前辉煌，它在特定的时期归到应有的位置上了。而在这一过程中，京剧损失的是以往的地位，真正的审美魅力和艺术价值则并未消损。基于这一判断，我不认为京剧会消亡———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而那些该送进博物馆的部分，只管送进去就好了。 

　　传统节日———或者说它里面蕴含的核心价值也不会消亡，这是我的看法。对部分“洋节”，我也相当欢迎并乐在其中。“洋节”里体现出的先进的文化，比如“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什么必要去排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