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韩国丰富的文化时,往往有人把它形容为独特的文化。韩国文化诚然有其与众不同的自身的特点,然而这一形容词也许有时用得过分,或者用得不甚得当。
了解东北亚文化是对韩国文化起源进行任何研究或严肃讨论的前提。其他亚洲国家对韩国半岛的早期影响从新石器时代的篦纹陶器以及青铜器时代的琵琶形短刀、双柄镜和几何形图案上就能看到。
韩国人民早期的兴起和发展并不划一,然而总的说来有一个特点,即同中国人之间的积极接触以及有时候也发生的斗争。从韩国人民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他们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成为一体。韩国制造了铁工具和铁武器。在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这几个方面,韩国的发展也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
但是,仅仅了解文化交流还不能充分解释韩国文化。正确了解韩国人民的各种特点也至为必要,而这些特点必须联系韩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解释。不妨考虑一下佛教和儒教是如何传入韩国的。虽然儒教比佛教先行一步,然而首先为韩国人民所接受的是佛教而非儒教。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佛教比儒教更有助于建立一个由贵族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倾向于扩张的国家。
有人认为新罗时代(公元前57-公元935)年青人所崇尚的世俗五戒出自佛教,但是也有人说这五戒源于儒教。在7世纪初负责讲授五戒的圆光是佛教法师,但是他也精通孔子学说。因此,对五戒作两种解释都可以。
然而,情况的另一面也应予考虑。当时,由于社会需要一套有利于建立王权和父权制家庭制度的道德规范,所以,即使佛教和儒教尚未传入韩国,组织号称“花郎”的青年队伍和保护诸如家畜之类的财产这两件无论如何也会备受重视。
佛教的禅宗也是同样情况。禅宗早在新罗兼并另外两个王国百济(公元前18-公元660)和高句丽(公元前37-公元668)以前很久就已经传入韩国,但是直到统一新罗时代(668-935)末期,即强大的地方地主势力起而反对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时候才开始盛行。换言之,佛教禅宗之所以被接受和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符合当地地主的需要的宗教。
新儒学在高丽时代(918-1392)末期开始引起注意,最终发展成为在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占主要地位的哲学思想。据信它的是在同中国元代的文化交流期间传入韩国的。但是,如果联系中产阶级的上升来看,那就能更深刻地解释新儒学何以会被接受。中产阶级是指一批具有地方乡绅地位的中小地主,他们并非通过世袭权利而且通过国家科举进入官场的。这些人为人正直,对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大规模产业的亲元朝的统治家族持批判态度。这个新兴中产阶级欢迎新儒学的道德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
这些人在后来成为一个新王朝的领导阶层,他们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强盛的中国的崇拜者。相反,他们努力发掘民族的历史传统,把这个传统的起始一直追溯到檀君时代,并且支持世宗(1418-50在位)推行韩国新文字韩字。
到了17和18世纪,关心韩国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风气在朝鲜王国学者中间甚为流行。在这个时期,移栽秧苗、每年种植两茬庄稼和修建蓄水库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一个以汉城和开城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络组织起来了。港口商贾在义州促进了对外贸易。独立的手工业繁荣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儒教的一派的实学形成了。实学的宗旨是通过培养对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认识来改革社会。实学在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清朝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的影响下受益之大是空前的。与韩国文化总的发展相并行的还有韩国艺术的发展。高句丽壁画的刚建风格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所形成的高句丽人民的性格是一致的。研究高句丽壁画风格的发展虽然有助于确定古墓的年代和文化交流的状况,但是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些艺术作品的历史意义。
新罗王国的石窟庵也是同样情况。这个在中央端坐着雄伟的释迦牟尼像的人工凿成的石窟庙宇代表着统一的宇宙。这个石窟似乎表达了对一个和谐世界的理想。佛国寺内的释迦塔和多宝塔这两座石塔也是同样情况。这两座塔也许是统一新罗时代最优秀的石工作品。它们是一种在绝对君主统治制度不把和谐作为理想的贵族性格的产物。作为纪念禅宗僧人的建筑物,这两座石塔是在统一新罗时代将近结束的时期出现的禅宗佛教艺术的典型。塔上螺纹图案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与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相左的精神上的复杂态度。
高丽瓷器之优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贵族统治阶级的强大影响下出现的,但是雅致的高丽瓷器显然具有高丽贵族的独特风格。与之成对照的是,朝鲜白土瓷器的简单、凝重的美则与注重实用甚于奢华的朝鲜军人和非军人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有直接关系。
朝鲜绘画一直被普遍认为只是模仿中国绘画,或者只是中国画的一支地区性流派。其实不然。朝鲜绘画独创一格,其构图、笔法和用色都反映韩国的审美标准。到了17和18世纪,一些画家在绘画韩国风景上使用大胆笔法进行现实主义创作。风俗画也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风俗画描写翩翩年少的两班子弟(贵族)与妓生(经过训练的以艺侍人的女子,类似日本的艺妓)调笑的情景以及农夫和各行业手艺人从事劳作的景象,无不带有典型的韩国风采。
尽管不能忽视外国对韩国艺术的影响,但是如果对韩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背景缺少应有的了解,那么,要评价韩国艺术的真正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明显的道理往往被人所忽视。
虽然一件艺术品一离开艺术家的手就会有它自己的独立的、本身的价值,但是产生这件作品的历史背景决不可忘记。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品是超越于个人审美水平之上的历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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