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1491～1521)

中国明代皇帝。即朱厚照。1505 ～1521 年在位。年号正德。明孝宗长子。即位之初宠信宦官刘瑾等人，使刘瑾掌司礼监，丘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 ，各居要职， 擅权跋扈。排斥正直大臣刘健、谢迁等。户部尚书韩文因上疏请诛刘瑾手下爪牙“ 八虎 ”，被革职，一大批官员被廷杖或下狱。扩大太监权力，下诏命各镇守太监参与处理刑名政事。正德三年(1508)，置内行厂，由刘瑾指挥，用法更加残酷凶狠，屡兴大狱。五年，刘瑾以谋反罪被诛， 又宠信江彬等人。 他淫乐嬉游 ，建豹房，纵情声色。大兴土木，因扩建皇庄，掠夺人民土地，激起反抗。多次出行，沿路骚扰，人民逃匿山谷。正德十四年，因群臣谏阻南巡，廷杖大臣100余人，死11人。在位期间，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统治集团内部，安化王朱、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

自明清以来，中国民间，尤其回民聚居区流传着明朝开国大帝朱元璋、马皇后及扶助朱元璋开创明朝天下的文臣武将多为回民，如李善长、刘伯温、徐达、常遇春、冯国用、冯胜、胡大海、蓝玉、汤和、邓愈、华云等，在起义前不但彼此相识，而且是拜把为兄弟的回民，故民间才有“十回保一朱”和“十大回回保明”之说。但是，明正史并未提及朱元璋的族属和宗教信仰，而只记载他在起义前当过“和尚”，也未载常遇春、胡大海、李文忠、丁德兴、华云、沐英等武将的族属和宗教信仰，在《大明英烈传》中主要宣扬他们的武功业绩，形容他们为“刚烈之回民”

现代以来，穆斯林史学家从他们的出身、思想言论和行为以及从他们的后裔中考证出他们的族属和宗教信仰，确定他们是元代来自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其中多数为回回。因此，回族中世代相传是有一些根据的，而不全是凭空臆测。

19世纪，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勒卡普皇宫档案中发现了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16年(即回历922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文写的《中国纪行》一书。该书是作者1500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来华游历的见闻录，后奉献给奥斯曼帝国素丹赛利姆一世(1470—1520年)。全书共2l章，记述了当时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法律、宗教、宫庭、礼仪、监狱、学校、医疗、农业、货币、节日、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剧场以及外国使臣和侨民等丰富内容。作者从穆斯林的角度，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特别记述了明代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及明朝皇帝对他们的重用。书中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附有《中国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专门记述了明朝皇帝到清真寺礼拜
的情景。书中记述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尤其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的资料极为珍贵，弥补了汉文史藉记载不足。阿里·阿克巴尔是根据亲自观察，耳闻目睹所记，正好与回族世代相传口碑资料相吻合。因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部著作被发现后，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普遍重视与研究，先后被译成土耳其、英、德等文字。中国张至善、张铁伟、岳家明三人以英、德译本和新波斯文本为依据，编译成汉文本，并附有国际上对该书研究之论文13篇，照片和图表7幅，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本著作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穆斯林史学家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台湾马明道(1908—1991)先生参照该书及明正史、野史、史学家的评述、回民口碑传说，对明朝王室的族属和宗教信仰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考证，于1973年写出《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一书。书中列举了大量史料和调查材料，通过分析研究和推论，确认朱元璋、马皇后及其家族和亲戚均为回回。那么，明正史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一史实呢?按回民传说，朱元璋称帝后，讳言自己为回回，没有公开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因言回民，不足以号召广大汉族民众也。”(薛文波《明代与回民之关系》)。而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决定的。”阿里·阿克巴尔的分析看法与回民的传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他说，中国皇帝“已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这一点与史实不符。明朝皇帝不是“转变成信奉伊斯兰教了”，而是他的家族原来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如果没有这个家族传统信仰的基因。在儒、佛、道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一个对伊斯兰教并无渊源，且十分陌生的汉族封建皇帝改信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一、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族属考辨持朱元璋为汉族观点的学者和持朱元璋为回族观点的学者，都分别依据一定的资料和分析推论；然而，后者所依据的资料比较有说服力，较合乎情理。现把两种观点所依据的资料分别综合、概括如下：

1．主张朱元璋为汉族说的学者依据明正史的正统观点，认为朱元璋是汉民族的英雄，其理由是：

①朱元璋在起义前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明史》卷一载：“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

②朱元璋汉族观念极深，起义初，以种族革命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目的是推翻元蒙，恢复汉族江山。因元代汉族备受压迫，握有权势者首为蒙古人，次为色目人。因此，明太祖疾恨蒙古人、色目人等外族，并采取种种压抑措施。

③明太祖吴元年(1367年)谕檄北中国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割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皇明通纪》卷二)。“明太祖的汉族观念从中可见一般。”

④明太祖压抑来华的西域穆斯林蒲寿庚后裔。蒲寿庚在宋时任泉州提举市舶，蒙古军南下时，蒲降元。明太祖对蒲寿庚的叛宋降元极为不满，对于蒲后裔颇为压抑。《闽书》载：“皇朝太祖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宋元通鉴》载：“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之子不得齿于士，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禁夷之也。”《日知录》载：“明太祖有天下，治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

⑤明太祖禁止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而迫使他们与中国人(汉人)通婚，是歧视、同化包括回回在内的外族。《明律》卷六载：“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

2．主张朱元璋为回回说的学者认为，朱元璋要在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建立帝业，如不依靠汉族，就很难来维持当时的局面。

元末明初的回回与唐宋、元初有所不同。这时的回回，除保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外，已吸收了汉族的不少传统文化，接受了汉语、汉姓；在服饰、生活习惯上与汉族略有不同，已开始中国化了，而且，朱元璋的主要革命目标是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因此，他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及“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的提法与他的身份并不矛盾，是符合情况的。

关于朱元璋在起义前入皇觉寺为僧，乃是在清真寺念经做“海里凡”(这个问题待后详叙。)

关于明太祖压抑蒲寿庚后裔，其因是蒲氏的叛宋降元，这是出于政治的分歧，并非因为蒲氏是穆斯林。历史上和现今，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同室操戈者大有人在。

关于明太祖禁止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听与中国人(汉人)为婚姻一事，马明道先生认为：从表面看，此禁令意在同化回族、蒙古族，实则回化汉族。明太祖是十分了解伊斯兰教法的，知道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通婚，除非改奉伊斯兰教，而蒙古人并无这种严格的规定。明太祖提倡回汉通婚，其深层用意在于扩大回族人数，发展伊斯兰教。

明王室为回回家族的依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证：

①从朱元璋的出身和出生地考证明太祖洪武帝姓朱，名元璋，字国瑞，原名兴宗，生于安徽凤阳县，古称濠州，其周围各县，如定远、寿县、怀远、临淮等为历史上回回聚居区。父名朱世珍，母陈氏，生兄弟四人，元璋排行第四，长兄兴隆，次兄兴盛，三兄兴祖，全家务农，地仅数亩，颇贫寒。凤阳城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小城，西门直对东门，两门之间为一长街，将风阳城分为南北两部分，称南城与北城，北城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汉民；而南城居民全部为回民，其中绝大多数姓朱，有清真寺一所，位于南城中央偏西。朱元璋生于南城朱姓群内，按常理推，朱元璋应为回回。1935年，马明道先生随其兄马宏道先生(1899一1968)到凤阳考察访问，当时所见所闻和当地回民父老所说与上述情况相符。

②从朱元璋葬亲仪式考证《明史》载：“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但《明史》并未说明是如何克葬的。史学家黎东方博士所著《细说明朝》记载：“他是贫农家庭的安分守己的子弟，在他十七岁的一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旱灾，蝗虫与瘟疫先后降临到他的家乡，濠州钟离县(安徽凤阳)，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大哥朱兴隆，在几天内相继去世，家里的现款极少，买不起三口棺材，更买不起坟地，幸亏有邻居刘家心好，准他和二哥朱兴盛把父母和大哥三人的尸首用白布裹起，埋在刘家坟地的一个角落。”

按汉族的传统习惯，富户人家所用棺材一般以杉木制成；中等家庭则使用普通木材制成；贫户人家庭则使用薄皮棺材；赤贫者则使用芦苇包卷，抬往旷野埋葬。朱氏一家如是汉族，为何一反汉族的传统习惯而改用白布呢?况且白布的价格比薄板、芦苇昂贵，朱氏一家属赤贫，为何舍弃廉价之物不买而去买昂贵的白布呢?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亡者须穿“克凡”(白布殓衣)后土葬。由此可以推断朱家并非穷得买不起最简单的棺材才用白布，而是按伊斯兰教的规定处理丧事。

⑧从朱元璋出家当“和尚”说起《明史》卷一载：“…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细说明朝》曰：“…就这样，从阴历四月挨到九月，九月里他进了皇觉寺，受戒当和尚。”

根据回民世代相传，所谓明太祖在起义前曾到皇觉寺出家为僧的说法与史实不符，皇觉寺原是一座清真寺，出家为僧乃是在清真寺里做“海里凡”(经堂学生，西北地区称“满拉”)，皇觉寺这一名称则是朱元璋登基称帝后所赐的名称，意为皇帝在此寺中觉醒。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是一座坐西向东的寺院。根据中国传统，凡儒、佛、道教的寺庙、观均坐北向南，而中国的清真寺一律坐西朝东，因为中国穆斯林做礼拜时，须朝向位于中国西方的麦加天房，皇觉寺正好坐西朝东，且其建筑形式与我国清真寺建筑形式雷同，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皇觉寺的方向和建筑形式就是回民父老传说正确的佐证。

佛教自中世纪盛行于中国，故中国汉族知识阶级和史学家对佛教比较熟悉，或他们自己就是佛教徒，而对伊斯兰教比较陌生，他们有意无意地用佛教的术语描写伊斯兰教，如把清真寺写成“寺庙”，把宣礼塔写成“佛楼”，把阿訇、“满拉”写成“僧”、“和尚”等。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中国的汉族知识界又对基督教熟悉了，于是他们又开始用基督教的术语描写伊斯兰教了，如把清真寺写成“教堂”，把礼拜写成“祷告”，把阿訇、伊玛姆写成“神父”、“牧师”或神职人员，把朝觐写成“朝圣”等等。回族虽说汉语，但不重视学习汉语，汉文化水平远远不如汉族，知识分子稀有，所以用汉文阐述伊斯兰教的著作极少，史学家和用汉文介绍外国宗教或翻译外语著作的学者均为汉族，他们对伊斯兰教缺乏全面、正确的了解，这是中国史藉和介绍宗教的著作中往往把伊斯兰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