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

一、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由来

周景濂在《中葡外交史》一书中，根据中外史料列举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诸种异说，大要不外是：①葡人驱逐了盘踞于澳门的海盗，被地方当局允准以居留澳门为酬报，或中国皇帝为表彰葡人讨伐海盗而赐予澳门，或葡人驱逐澳门海盗后迳予占领；②葡萄牙人大量贿赂地方当局长官（如海道副使汪柏），获得借居澳门的允许。

中国学者一般都不同意葡萄牙人驱逐海盗而得澳门的说法，认为在中国史料中找不到根据，《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的编者介子认为这一说法完全是葡萄牙殖民者的无耻捏造。黄鸿钊在《澳门史纲要》中专门驳斥“葡人驱盗得澳”的种种谬说，指出澳门没有海盗渊薮的记载。《澳门四百年》的作者费成康也不同意葡萄牙人驱逐濠镜海盗，在那里建立“殖民地”的说法。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葡人入居澳门是大量贿赂地方官吏的结果。但是葡人在澳门居留是否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学者间还有不同的说法。介子认为没有经过明政府的批准。

黄鸿钊和费成康都引用葡萄牙船长苏萨（LeoneldeSousa）于１５５６年１月写给葡萄牙路易斯亲王的信，指出葡萄牙人通过中国商人贿赂海道副使汪柏，并冒用他国名义，表示愿意向明政府缴纳各种课税，以寻求来广东贸易机会；汪柏于１５５３年上报朝廷，１５５４年获批复准其贸易，这就给葡人获得了来澳门贸易的机会。如果此说成立，葡人来澳门是获得朝廷批准的。但这一说法找不到中文档案史料来支持。费成康又说，“葡萄牙人未经明政府的正式许可，又在濠镜居留了近十年”（按：应为近２０年），此后即向地方政府交纳地租。作者认为“葡萄牙人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再次表明他们承认濠镜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收受他们所交的地租，而且将这笔地租载入万历年间刊行的《广东赋役全书》，表明中国官府已正式允准葡萄牙人在澳门租地居留”。费成康还引用新任两广总督陈瑞于１５８２年在收受贿赂后表示允准葡人继续在澳门居留，但必须“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的史料，认为这在实际上代表了明政府的封疆大吏首次明确允准葡人在澳门居留。

事实上，在葡人来澳门不久，地方当局内部就开始了是否接受葡萄牙商人的政策讨论。到１６１４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疏，认为对付葡人最好的办法，不是将他们尽数驱逐，而是利用葡人在澳“日夜所需仰给于我”的处境，“申饬明禁”，加强防范和管理。这一意见得到朝廷同意。《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一文作者王昭明认为：“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朝廷对葡人占据澳门问题最早表示的态度。”
看来，葡人入居澳门获得明政府允准一事，大体有如下几种意见：①１５５４年获朝廷批复；②在此后２０年的１５７３年正式向明政府交纳地租，可被认为允准；③１５８２年陈瑞作为两广总督正式表态允准，《广东赋役全书》将地租编入大约在此时；④１６１４年朝廷批准张鸣冈的建议。可见，未经明政府批准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

二、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性质

中国学者传统上将葡萄牙人居留澳门的性质，看作是入侵、侵占、侵略，或为某些中外著述所说是殖民地。介子所编资料题为《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观点很明确。黄鸿钊在《澳门问题的历史回顾》（《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一文中，将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分为三个阶段：１５１７—１５５７年，是葡人贿赂中国官员开放澳门和混入贸易时敝；１５５７—１８４９年，是强行居住和经营澳门贸易时期；１８４９年以后是破坏中国主权，直接对澳门进行殖民统治时期。敝所丁名楠先生等人于１９５８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也持葡萄牙侵略澳门的观点。

从前述明政府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态度来看，１５５３年地方当局是默许的，１５７３年地方政府接收了地租，１５８２年两广总督允准，至迟到１６１４年明朝廷也允准葡萄牙居留澳门。那时的葡萄牙商人还没有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他们居留的力量，晚明政府也还不至于惧怕葡萄牙商人。费成康分析了明政府同意葡人居留澳门与倭寇在海疆活动有关，也与东莞巨寇何亚八在海上活动有关，同时又与澳门税收能缓解地方财政有关。葡萄牙人在１６世纪初曾经想武力叩关，但在广东屯门、西草湾碰了钉子，在福建、浙江也碰了钉子，使葡萄牙人认识到武力叩关对当时强大的中国是无济于事的，于是转而采取和平谈判和贿赂方式寻求到了来华贸易机会。而且在澳门定居后，葡人是服从中国政府管理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３００年之久。这与１９世纪中叶列强对华入侵的情况迥然有别。费成康不赞成使用“侵占”的说法，认为鸦片战争前近三百年的历史，并非葡萄牙侵略澳门的历史，而是以中葡双方友好、合作为主旋律的历史。这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

那时的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澳门与葡萄牙的其它海外殖民地不同。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主权行使是不受限制的。黄启臣在１９９０年发表的《１６至１９世纪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特殊方针和政策》一文（广西《学术论坛》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１５８３年两广总督陈瑞默许澳门葡人成立市政议会，其行政长官由明朝政府授予“夷目”一职，让他作为中国政府官员负责管理葡人在围墙以内即半岛南端的自治事务。这种“自治”组织仅限制在葡萄牙人的范围之内，仅仅是葡萄牙人内部的一种自治组织机构而已。中国政府始终有效地管理着整个澳门，澳门葡人完全承认中国政府的管理。费成康认为允许葡人实行“自治”，是明政府仿照唐、宋两代管理广州外国侨民的“番坊”制度。因此，如黄启臣所说，这时期的澳门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行使主权和直接管理、葡萄牙人经营贸易的海岛型的特殊地区。”可见，说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葡萄牙人经营澳门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黄启臣、邓开颂两位先生联名发表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分析了从１５５３—１９１１年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及其原因，特别指出了这种贸易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该文指出：由于开埠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澳门始终操纵在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用来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的贸易，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占主导地位，而促退作用却很大，特别是清朝以后，这种促退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由于葡萄牙殖民者控制了澳门的海外贸易，大大加重了中国商人借助澳门进行海外贸易的困难和危险，使中国的海外贸易不能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不仅影响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且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料，使某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长期停滞不前，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１６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黄启臣此后又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作出了较前不同的论述。他在研究１６至１９世纪明清政府对澳门实行特殊政策的后果时指出，既有严重后果，又有积极影响。所谓严重后果，指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行使遭到了破坏，这是从政治上讲的。所谓积极影响，主要指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中西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这是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角度讲的。从社会经济来说，黄文指出，１５７３—１６４４年的７２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在澳门贸易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四千万元，这就为明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确立以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位体制提供了条件，使明政府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在全国统一实行“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施行，“在法律上确立了赋税的货币形态的主导地位，具有新时代的重要意义。”（见《学术论坛》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北京学者刘重日１９９３年撰写《明清之季的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也引用史料论证了葡萄牙商人控制的澳门国际贸易，对我国的商品生产与流通起到了促进和刺激的作用，从而支持了前述论点。他认为，明季大量白银通过澳门流入中国，无疑对正在发展中的商品经济是有好处的，它事实上成了当时货币经济的添加剂，刺激商品生产的催化剂，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见吴志良主编《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基金会１９９４年出版）。费成康在１９９３年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论点。他认为，从葡人进入澳门贸易至１８４９年，虽然小磨擦在所不免，中葡双方没再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对抗，两国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同时，从此时至英国输入大批鸦片的１７９９年为止，通过澳门进行的东西方贸易也一直以正当贸易为主，特别在澳门前８０年的黄金时期中，这一贸易对中国极为有利，大大刺激了中国城乡的商品生产及有关地区的经济繁荣。“因此，直到１８世纪末为止，不论这条绕过好望角的航线在世界的其它区域起着何种复杂的作用，它的运行十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四、关于澳门历史地位的评价

国内史学界鉴于葡萄牙长期侵占澳门，对于澳门的历史地位评价，传统的看法是不高的。近些年的澳门史研究者，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澳门的历史，既不因１８４９年特别是１８８７年后葡萄牙对澳门的侵占而否定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也不因１９世纪后在澳门兴起了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和澳门成为东方的蒙特卡洛而贬低以往澳门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而对１６世纪中叶以来的澳门以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地位，分阶段进行研究，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一般学者都能强调１６—１８世纪间澳门作为亚、欧、美洲贸易的中继港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外港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黄启臣、刘重日、黄鸿钊、邓开颂等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对澳门开埠之初８０年国际贸易的黄金时期而言，费成康甚至认为，澳门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比广州、长崎、马尼拉、马六甲、巴达维亚更为重要，它是远东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是中国最重要的与海外交通的窗口。（见《澳门四百年》）

与人们对中国古代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度重视相对比，费成康在《重新评价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里，从总体上考察了澳门的历史地位问题，呼吁给予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明星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费文认为，由于通过澳门等地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因此以澳门为锁钥的海上交通干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不比丝绸之路逊色。费文认为，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来说，通往西方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以古都长安为起点，穿越中国西部及中亚、西亚的沙漠、戈壁和崇山峻岭，抵达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从西汉起至明朝初期，一直是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但是这条古道后来被横梗在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另一条，便是１５世纪末、１６世纪初葡萄牙人驾船绕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所开辟的连接东亚的海上航线，这时，中国才以广州、澳门为门户恢复了与西方的联系。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期约３００年间，这条航线便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干道。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可以看出，在明季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在东西方交通中的地位可直追丝绸之路起点的古都长安，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大致相当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

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地位由于为香港、尤其是上海所取代而跌落了下来。此后由于列强的侵略，朝廷的昧于世情、颟顸和积弱，葡萄牙趁机剥夺了中国政府在澳门的行政管理权，直至１８８７年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条约承认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之权，但要求葡国永不得擅自将澳门让与他国。尽管发生了中国政府在澳门几乎丧失主权的情形，但我们仍不能否认此前三百年间明清政府在澳门的政策，也不能否认葡人在经营澳门的过程中与中国政府的配合，更不能否认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途程中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因此，费成康认为：“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澳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对于费成康的结论，研究者当然还可以继续探讨、修正，得出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费成康这种研究的视野和思考的路数，是值得学术界注意的。

此文是为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０日澳门大学主办的“澳门史教与学”国际研讨会准备的，并在会上宣读。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寇伟同志为这个报告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网站

澳门往事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的新生，此前的一切皆为往事。

今夜，月黑风高，无一丝星光，窗外呼呼吼吼的暴雨声恰好为写澳门的历史营造了一个极好的氛围。望着瑟瑟发抖的远山，我仿佛透过往事的风雨和历史的云烟，看到了446年前葡萄牙商人爬上澳门半岛时的情形。说到葡萄牙，就会想到西班牙，也就联想到西欧。从十四、十五世纪开始，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出现了。此后不久，资本主义便开始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也在西欧诸国蔓延开来。不知怎的，这些国家的上流社会突然形成一股拜金狂潮，新兴的资产阶级竭力扩展资本积累，不断向外寻找市场。此时，葡萄牙、西班牙等航海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批商人、贵族和航海者，便成为首批踏上东方国家的探险者和殖民者。这些探险家们相信在遥远的东方，有着无法估量的金矿，这种贵金属就在薄薄的地层底下，有的地方甚至完全露在地面上，只要用普通的铁铲轻轻一挖就能得到。这无疑激发起葡萄牙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人纷纷涌来，都想远航到充满黄金、充满香料、充满美女的东方去；都想越洋到充满瓷器、充满丝绸、充满茶叶的中国去。这些人形成一股污泥浊水向东方流去。正如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描绘的那样，贪欲从所有的城市、乡镇和小村庄冲了出来。不仅那些想把自己纹盾完全镀上黄金的名门贵族和胆略过人的冒险家，而且所有的垃圾和渣滓也都漂流过来。烙有金印的窃贼、拦路抢劫的强盗、瘪三扒手——-他们都想到黄金国去找一份收入丰厚的手艺活儿；还有为了逃脱债主的负债人、为了逃脱自己爱吵架的妻子的丈夫，所有这些走投无路、穷困潦倒的人，这些犯科在案和被法警追捕的罪犯，都来报名参加远航队，猛一下变成暴发户。看完这种描述，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葡萄牙人远离本土，还能够在一些岛屿或海角天涯进行殖民活动了。他们称王称霸，以少胜多；他们进行统治，得心应手。对黄金的渴望欲，对领土的占有欲，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为此，他们敢去干任何的暴力行为和犯罪的事。
请记住公元1553年，它距离我们今天有446年，因为有了它便有了历史的坐标，你便能体味出什么是耻辱，什么是窝囊，什么是憋气，什么是郁闷；有了公元1553年便有了时间的标尺，你又能感觉到什么是回归，什么是强大，什么是自豪，什么是辉煌。话说公元1553年，在茫茫的大海上，有几艘葡萄牙商船组成的船队遇上了很大的风暴。几次，货船差一点儿葬身海底喂了鲨鱼。船长后悔不已，他此时恨透了欧维士，就是他张开三寸不烂之舌，大肆向葡萄牙商人描绘远方淘金的美梦，他声称只要是到了东方世界，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香料和黄金，商人们在那里可以尽情地去大圆发财的美梦。 欧维士的游说直引得惟利是图的葡萄牙商人纷纷拍手称快，他们早已将原先的困惑乃至将远海航行的艰难统统抛至脑后。随船带来的几个葡萄牙妓女，由于晕船的缘故而呕吐不止，此时不但不能给船长提供丝毫的快乐，反而需要船员们给予照顾，简直成了累赘。 葡萄牙商人明知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贸易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惩处。还是在到达马六甲的时候，船长本人就听说中国明朝政府严禁其本国人民与没有受过敕封并向其纳贡的任何国家或地区进行通商和贸易活动，如果一旦发现有违法的通商行为，则要对当事人（不论其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严加惩处，甚至课以重刑，乃至处死。可是，这里有黄金呀。船队在海上转悠了几天之后，这一天来到一个海湾，忽然海面上刮起一阵飓风，已对飓风神经过敏并且笃信末日审判的葡萄牙船员立时又惊惶起来，正想找个地方躲避一下灾难，就在这时，有一个船员迎着大风向船长报告说，前面发现一个岛屿！船长沿着船员手指的方向望去，远远看见前面岸上隐隐约约有一些零散的小村落。船长估计在这样一个小渔村里，中国政府的管理可能不会太严格，于是便迅速下令赶快靠岸逃避风浪的袭击。可是在风浪中剧烈颠簸前进的船只似乎并不听从摆布，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几乎变成了一个个旋转不定的陀螺，搞得葡萄牙人分不清方向。就在船队漂泊不定、艰难前进的时候，另外一个船员大声叫道：“看，前面有一座教堂，耶稣基督显灵了！”

这个惊异的叫声几乎压过了滚滚而来的波涛声，听到喊叫声的船员们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云雾缭绕之中，忽然耸起一座他们从没见过的“教堂”。这座“教堂”气度非凡，建筑高大而又恢宏。恰巧当“教堂”映入眼帘之际，风平浪静，大海复归于温柔，葡萄牙人更感惊奇。不一会儿，船队终于顺利靠岸。船长连忙带领船员和商人上岸，准备到“教堂”里面进行祷告，感谢耶稣基督刚才将平安赐给了他们。可是随着离“教堂”的距离越来越近，很令葡萄牙人感到新奇和不解的是，这个他们刚才还以为是“教堂”的东西，实际上完全是清一色的东方建筑物。原来，它并不是葡萄牙人臆想中的“教堂”，而是地道的一座中国式庙宇。这座庙宇位于这个岛屿的东南边，它临山靠海，披绿带翠，正门的顶部耸立起了高高的飞甍，涂有红漆的大门上赫然镌刻着两行葡萄牙人看不懂的烫金楷书对联：“德周化宇”，“泽润民生”。门前的石阶座底威严地矗立着一对大青石狮子，俨然是在起着把守庙门的作用。这些葡萄牙人此时被这东方的雄伟建筑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精美的寺庙建筑。这伙惊魂未定的葡萄牙人登陆的地点，就是位于澳门半岛东南的妈阁庙的门前。因见山岩间有一庙宇，遂上供敬香，看来全世界的商人都知道和气生财这一道理。这伙金发碧眼的人向当地的人打听，此乃何处？澳门人以为是指这座庙，操着广东口音曰：妈阁。葡萄牙人听着广东口音“阁”和“交”相近，译成葡萄牙语成了Macau，这也就是澳门的另一个名字“马交”的由来。而且葡萄牙人把妈阁庙误认为是整个岛子都叫“马交”。这一段在《澳门纪略》中又有记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门，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此庙之名为地名，故以初到者以名其地，各国历史中称中国澳门为马交，其名当起于此。”此时，精明圆滑的葡萄牙人全然没有那种西班牙海盗式的狂妄，而是低三下四地向明朝政府借濠镜一带曝晒渍水贡物，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收受了葡商的贿赂后，准许将澳门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泊港口。此段史料见1602年刊行的《广东通志》中的《澳门》记载：“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暂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纳贿许之。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首矣。”最初，能在澳门立住脚就是葡萄牙人装了孙子，服了软儿，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这几船人，即便都是亡命徒，也打不过明朝军队。强行占领澳门只有死路一条。回葡萄牙吧，又不愿意，谁知道来的这些人中有多少是逃犯或死刑犯呢，回家不是送死吗？于是，他们的船老大便送礼给那位臭名远扬的海道副使汪柏，玻璃制品呀、上等的葡萄酒呀、女人的曳地长裙呀、带皇室徽记的短剑呀等等。葡萄牙人未抵达澳门之前，东南亚和琉球群岛一带的居民，就开始乘船在每年的季候风期间来到澳门。所以，实际上葡萄牙人并不是最先抵达澳门的居民，也算不上是最早来澳的外国人。首航中国的葡萄牙人
是欧维士，也就是前文中提到的登上澳门的船长所痛骂的那个人，他于1514年乘船到达中国广东东莞县的屯门。而在此之前的葡萄牙人华士古·达·加马只是率领葡萄牙船队，于1498年经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果阿，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沟通东西方的欧亚新航程。但是，无论是华士古·达·加马还是欧维士等人，都从来没有到达过澳门。同样，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方济洛·沙勿略，也只是1552年来到了离澳门不远的台山上川岛并在那里病死，没能踏上澳门的土地。这些个葡萄牙远航的先驱者们，都没有到过澳门。
这也正是这块弹丸之地的神奇之处。它如藏龙似卧虎，叫人看不见。但是，好东西总是要被人发现的。好景不长，自欧维士首航中国之后，乘船抵达中国的葡萄牙人，先后在广东的屯门、浙江的双屿、福建漳州的月港和泉州的浯屿等地，进行临时性的商贸活动，企图在这些地区强行建立殖民地。但明朝的军队也不好惹，毕竟本乡本土的，兵源充足，人多势众，击败葡人轻而易举。葡萄牙殖民者只好跑到澳门苟延残喘，于是，就发生了葡萄牙人行贿的故事。以后，又借明朝政府把澳门开放为洋澳的机会逐步占据了澳门。
1553年，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的土地。
写到这里，只觉得内脏燃火，背上冒汗，手心出水。历史真是阴错阳差啊。此时，我推开了澳门总统大酒店靠海的窗户。空气是湿润的，阳光是明媚的，远帆是清晰的，哦，澳门也是袖珍的。世界上的城市有大有小，我觉得要大就大得吓人，要小就小得可爱，若是不大不小就得有特点了。美洲名城墨西哥城面积为1500平方公里，人口14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亚洲名城德里市区面积为1485平方公里，人口622万；非洲名城洛美市区面积为120平方公里，人口约45万；欧洲名城巴黎市区面积为105平方公里，人口215万；澳门，整个城市的面积为23．5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小的同时也是最有名的城市了吧。也许，会有还小的城市，但像我们澳门这样有名的可就没有了。澳门位于中国南海岸，由一个半岛、两个小岛组成。半岛是和大陆连着的，叫澳门半岛。两个小岛就像母鸡下的两个蛋，依偎在祖国母亲的身边，靠近澳门半岛的那个叫凼仔岛，再往海里伸的那个叫路环岛。澳门半岛的面积是9．1平方公里，矗立其间的东望洋山海拔高91米，是澳门半岛的最高点；凼仔岛在澳门半岛以南，面积是6．33平方公里，有两座澳凼大桥与澳门半岛相连；路环岛又在凼仔岛以南，面积是8．07平方公里，由路凼连贯公路与凼仔岛连接，其间的塔石塘山海拔172米，为路环岛的最高点，也是整个澳门的最高点。澳门地方小，想拓展空间，便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近百年来，合计扩展土地面积达10．81平方公里，就是说，澳门有一半的土地都是伸手向大海里的龙王爷要的。在澳门，你会被一大堆资料弄昏了头：有的说澳门不到20平方公里；有的说澳门只有20平方公里；有的说澳门超过20平方公里。真不知澳门究竟有多大？由于不断填海拓地，澳门的陆地面积是逐步增大的，有时，资料也跟不上形势的变化。1910年澳门地区总面积只有11平方公里。目前，澳门的总面积已达到27.72平方公里。如果您对27.72平方公里没有概念的话，那不要紧，凭感觉也能估计出来：沿天安门前的十里长街，南北各伸出一公里多，这面积就是澳门了。如果您大吃一惊：这么小？
这就对了，这就是澳门，澳门就是小。1563年澳门开埠初期有400余人。何氏、赵氏、沈氏是澳门最早的家族。400多年来，澳门人口形成了几次高峰。1640年约4万人，1860年有8．54万人，1924年有19．3万人，1940年约40万人，1986年为42万人。迄今，澳门总人口近46.6万人，中国籍占68%，葡萄牙籍占28%，96%以上的人讲中国话。
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移民（渔民）在澳门一带就已经留下了生活
的遗迹啦。还说什么呀？再说就很无机（知）啦。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现在的澳门和周围的邻近地区就已经进戏（正式）绘入中国的版图，成为秦王朝南海郡番禺县所属的一个部分啦。到了晋代，属东官郡啦；隋代属南海县啦；唐代属东莞县啦。见我诧异，他说：“我当过历史老师。”好一个王穷史。接下来的叙述是可以当成教科书来读的。王老师仿佛回到了讲台上：自秦朝以后至南宋的一千多年时间内，澳门地区鲜有人迹，一般只是船只随季候风的临时性停泊地带。根据现在的资料进行推测，大约到了南宋时期，华北一带居民纷纷向南方迁徙，促进了中国南方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澳门半岛的濠镜、望厦等地，已经有华人正式定居了。现今澳门半岛上遗存的“永福古社”——-沙头梨土地庙，就是始建于南宋末年。1152年，南宋政府取消了当时的东莞县境，将东莞与南海、番禺、新会三县的滨海地带合并，建立香山县，并将澳门划归香山县管辖。700多年以前，南宋末年的流亡皇帝带领他的20万军民来到澳门。
澳门地区的十字门水道成了古战场。这一带成为南宋王朝在海上与元军做最后挣扎的主要阵地，在横琴岛、路环和澳门等构成的十字门古海道内，一度成为宋元两军激烈对垒的古战场。1278年初，南宋军队为了与元军做最后一搏，曾经在澳门的“娘妈角”等地驻扎营寨，与追赶而来的元兵大战一场，写下了南宋王朝的最后篇章。澳门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在霸占澳门的葡萄牙人也从没有理直气壮地、挺直腰杆地、大喊大叫地说：澳门是葡萄牙人的。好在中国史书多，随便翻一翻，就证明了澳门与中国是血肉相连的、一脉相承的、浑然一体的。南宋末年至元朝初期的居民在澳门半岛搭建茅屋草舍，通过一段时间后发展成若干个渔村。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由广东潮汕、福建的泉州、莆田来澳门的居民，开始筹集资金兴建妈祖庙。此庙宇的兴建，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开始渗入澳门地区，有众多的渔民定居，他们成了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成批来澳门定居的居民之一。早期定居澳门的居民赵彦方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曾出任过广东香山县的县令。明明白白的中国地盘，何故落入他人之手？葡萄牙人一没开枪，二没打炮，兵不血刃，究竟怎么回事？葡萄牙人是怎样一步步由入据、租居、侵占，直至占领澳门的？翻阅史书，我看到了澳门的年轮，其历史线条之清晰，酷似白描，以至简单得让人哭笑不得，叹息不已：1514年，葡萄牙人欧维士首航中国，到达广东屯门。（只当人家是探险，是猎奇，我们不便指摘吧。）1522年，中葡屯门之战令殖民主义者魂飞魄散，以中国军队胜利宣告结束。（你不是顺民，你不上贡，我就不让你做买卖，你不听，我就打你！这是我大明的天下！）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开了海禁，当时互市地点定为电白县，后迁浪白澳，后再迁至澳门，当时的澳门被称为蚝镜，又名香山澳。（朝廷有两派，此时是开放派占上风。澳门可经商了。）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舟触风涛、借地晾晒，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收受了葡商的贿赂后，准许将澳门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泊港口。（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是种下祸根了。葡人也把这一年作为他们“开埠”的纪念，之后的许多事皆与该年有关——-请记住1553年。）1557年，当时被明朝政府获准在广东口岸从事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不顾东南亚南海各国和中国贸易的惯例，在进行贸易之后并没有将船舶撤出，而是擅自在澳门修筑房屋并居住。为了能够在澳门长期立足，葡萄牙商人绞尽脑汁贿赂明朝守澳的官员，使得明朝的官员对此不法行为不予干涉，从
而使葡商能够造成暂居澳门的既定事实。（祸根长成一片林了。他们难道真的是一个海盗民族？为什么赚了钱还不回到葡萄牙去？）1560年，由于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的时间逐渐延长，澳门一带的商业贸易日旺，葡人开始横行霸道。广东地方官吏不得不开始对不法分子进行惩处，但是因为此时的国内时局相当混乱，无暇将葡萄牙人逐出澳门。另一方面，葡萄牙人继续贿赂明朝广东海道副使，每年行贿白银500两，以巩固其在濠镜的地位。（葡人继续行贿，继续当孙子。朝局不稳，难以驱夷。）1563年，居澳葡人达900多人，并有葡人从非洲、东南亚等地掠买来的奴隶数千人，而在澳门居住的中国人达4000多人。（此时要打，是4个中国人揍一个葡萄牙人。）1564年，葡萄牙人出兵帮助明朝政府镇压因缺粮而哗变的潮汕拓林水兵，因而得到了“免抽分一半税”的优厚待遇。（为了讨好明朝政府，葡人甘心情愿地给人当鹰犬，当狗腿子。当然，主人也会扔下一点骨头或肥肉赏给走狗。）1565年，葡萄牙人又通过出兵帮助明朝政府镇压兵变，进一步使其在濠镜的居留得到了广东地方官吏的默许，然而这也没有得到明朝政府的正式许可。（葡萄牙人成了别动队。但明朝政府仍存戒心，还是只许葡人暂居。）1572年，葡萄牙人乘商船被抽税之机，向海道副使行贿白银500两，当时还有别的中国官员在场，葡萄牙翻译只得顺水推舟地说这500两是“地租银”，海道副使也只得临场应变地说，他将把这500两“地租银”上交国库。从此，贿赂变成地租，每年由居澳葡人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银”500两，不久又另加“火耗银”15两，合计515两，从明代1572年开始，一直交至清代1849年。（这是可以写成小说或电影中精彩一幕的。有戏！可闻可见在场几个人的嘴脸。）1574年（万历二年），中国政府在濠镜与大陆陆上交通的咽喉—莲花茎的中央部位，设立了一座中国式城楼并取名“关闸”，以实施对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控制和监管。
1748年，澳门发生一件奇事，两个葡兵的阳具被人割下喂狗，此事缘于一位中国姑娘被轮奸。（手执利刃的好汉名叫李廷富和简亚，在澳门做引水工，有暇便做些水产生意。其手法凶悍，令葡人魂飞魄散，再不敢轻易乱脱裤子。）1839年9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巡阅澳门，查禁鸦片，备受澳门中、葡居民夹道欢迎，颇具成效。澳督将红地毯从山下一直铺到山上恭恭敬敬迎接林则徐，并极力配合，依据中国政令，把英国鸦片贩子驱出澳门。（当时的澳门，酷似一山寨，钦差大臣到，忙得澳督前后跑，像个山大王。）情况是从以后开始，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给葡萄牙人最终占领澳门提供了机会。当时葡国殖民者趁清王朝战败以及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之机，向清朝政府发出照会，提出改变澳门管理制度的无理要求，并向清朝两广总督提出废除地租，将关闸交由葡萄牙人进行管理，要求豁免每年500两的地租银，并单方面宣布由葡萄牙士兵驻防整个澳门半岛，要求前往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等五个口岸进行通商，还进一步要求在许多方面给予葡萄牙商人在中国进行贸易的优惠政策。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对这些无理要求，除了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外，在贸易通商方面基本上答应了葡萄牙人的要求葡萄牙殖民者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是得寸进尺。在1845年11月20日，由葡国女王颁发法令，单方面宣布澳门为所谓的“自由港”，并任命总督，拒绝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1846年4月，葡国海军上校亚马留就任澳门总督后，立即对居住在澳门的中国居民强行征收苛重的税务，尤其是向停泊在澳门内港的中国渔船按月强行征收税款，激起了中国渔民的武装反抗，导致强烈的流血冲突，大批中国渔民被葡人杀死
1846年，葡萄牙独臂海军上校亚马留出任澳门总督，非常狂热地在澳门推行一系列殖民政策。1847年，亚马留竟然非法撤销了设立在澳门的中国海关南湾稽查口，公然逮捕中国稽查口的巡役（即海关官员），并于24小时内将其逐出澳门。翌年，亚马留又对澳门的中国居民强行扩大租税的征收，并擅自审判中国居民，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司法权，由于亚马留种种残暴的侵略行径导致了中国居民的愤怒反抗。（亚马留其人凶狠残暴，在巴西镇压人民起义时丢了一条胳膊。）1848年，亚马留擅自决定从水坑尾门起，向北开辟通向关闸的马路，而且不顾中国居民的民族感情，在筑路的途中有意毁坏了许多中国人的坟墓，并且于同年3月13日强行派兵封闭关闸，将中国的海关官吏和丁役驱逐出去，又把建立在议事亭入口处的中国法律石碑捣毁，企图销毁中国政府对澳门拥有主权的证据。（亚马留坏事做绝，不愧是葡萄牙的鹰犬。）亚马留的这些暴行激起了中国居民的强烈反抗。望厦义士沈米（字志亮）等7名青年农民由于家中祖坟被无端损坏，百般愤怒，商定趁亚马留经常在傍晚时分骑马到关闸一带游荡之机，武力行刺亚马留。沈志亮等人的密计事先已经不慎被泄露出去并传到了亚马留的耳朵里，但是这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却有恃无恐，根本不将中国人民的反抗行为放在心上，依然像平常一样在傍晚时分骑马到关闸去。（亚马留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中国居民胆敢暗杀我大葡帝国的澳门总督？）
1849年8月23日18时左右，当亚马留从关闸返回途中，藏有利刃、埋伏在附近的沈志亮等人假装告状喊冤，在亚马留上前接状时，用刀将其头颅和独臂砍下。（杀得好！有中国人的智慧，先做一个假动作，然后刺之，图穷匕首见。）葡萄牙殖民者借此暗杀事件，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派兵占领关闸，逮捕中国士兵。从1849年起，占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就无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到了185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了凼仔岛并于1854年强占路环岛，在该岛屿荔枝湾占地数十亩建造炮台。至此，葡萄牙殖民者逐步完成了从非法定居到占领澳门整个地区的全过程，包括澳门半岛、凼仔、路环岛在内的澳门地区全部被葡萄牙人占领。
1887年3月，清朝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与葡萄牙政府狼狈勾结，派员与葡国签订了《中葡北京条约》，条约规定：“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并强调以10年为期限，“期满须于六个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如彼此未曾先期声明更改，则税课仍照前章完纳”。
1928年4月28日，《中葡北京条约》第4次期满，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于同年7月6日照会葡萄牙方面，声明终止《中葡北京条约》，并于1928年
12月9日与葡萄牙另外签订了《中葡友好通商条约》。但是，在事实上，葡萄牙仍然继续侵占着整个澳门地区。弱国无外交。历史上的一些外交场合令人尴尬：中国外交官们装聋作哑、低头不语，望着高脚杯中的红酒发呆，他们无暇跟西洋女人调情，也没有心思跟葡萄牙总督谈论天气情况，他们面部的肌肉是僵硬的，
笑容是挤堆出来的，语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来，也好，总比把香港白纸黑字地租借给人99年要强吧。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在主权问题上对葡萄牙做过让步，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届政府从不承认葡萄牙政府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的有关澳门问题的两个不平等条约。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原来属于广东省山县（今珠海市）。公元1535年，澳门开埠，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之所，此时的澳门尚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渔村。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船遇风暴，货物被水浸湿，要求借地晾晒货物取得了在澳门的留居权。他们起初只是搭简单的茅棚作为栖身之所，1557年以后，开始大兴土木，筑屋居住，澳门区域开始扩大，形成半岛南面海岸一条狭长地带，俗称澳门街。1574年，明政府在半岛通往香山县的咽喉——莲花茎的中央，修建了一座关闸，设兵防守，对“澳夷”进行控制。关闸并非葡人居留地的界址，关闸以南，蚝镜以北的望厦、龙田、龙环村等都是中国的村庄，不属于葡人居留范围。

　　1605年，澳门地区逐渐扩大，葡萄牙私筑澳城，被广东官员下令拆毁。1606年，葡人又在青洲山建起一座六七丈高的教堂，又被摧毁。1622年，葡萄牙人借口防卫荷兰侵犯，再筑澳城：“其墙所经，为自今东望洋山顶天文台西侧起，下山，经水坑尾细开巷，上大炮台，连接大炮台城，复下山，再接慈幼院，北绕白鸽花园，经大三巴围营地之西，南通天街经窗门街过万里长城，妈阁庙之东北背、绕西望洋山城至海滨，足见葡人当时所占只限于三巴门城南之地，至今墙界，尚断续可寻”（何大辛：《澳门地理》）这个初建的城池，又被明政府派兵拆毁，但绕墙仍存，从此这个墙就成为澳门的界址。城墙有三道城门：三巴门（上有大炮台）、水坑门和新开门。三巴门在澳门以北，与前山相望，葡人在此造炮台，驻军队。澳门从一条街，发展为一个小城镇。

　　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因山高皇帝远，凭着大权在握的地方官员保护，仍在澳门立脚。在乾隆年间，已将澳门城建成共分四通城门（大三巴门、小三巴门、沙梨头门、花三庙门）的极繁华的城市，城中是葡萄牙人的居留地。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葡萄牙人一改过去对中国政府的表面恭顺态度，1843年，他们照会清政府，提出要求军队占领从关闸到围墙地带的无理要求，1847年，葡人更是以修筑公路，街道命名、编门牌号码为幌子进行扩张，妄图将围墙以北至关闸的地盘据为己有，同时还在凼仔岛上扩建踞点，驱逐中国海关在南环码头的海关人员，对此，清政府给予指责和反对，香山县和澳门的中国人也组织起来，与葡澳的侵略行为进行斗争。

　　1851年至1861年间，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葡萄牙人的扩张活动更为猖獗。他们在西沙嘴（澳门海口南岸）筑炮台，占领凼仔岛，“西沙相连之湾仔地方……亦被强占，且编门牌，建捕房、兵房、教堂”。紧接着，澳葡又于1863年拆毁居留地的界址矮墙以及水坑屋、三巴、沙犁头等城门，侵占界墙外的塔石、沙冈、新桥、沙梨头、石墙街等村，在那里“先贴门牌，后设路灯，先收灯费，继索地租”。（《香山县志续编》）公然加快了蚕食澳门以北、关闸以南地区的行动。1874年，澳葡乘机闯入了香山县，拆毁了关闸旧墙，之后又相继强占龙田、望夏、荔枝湾、青洲等地，这样，从围墙以北至关闸的地方都被葡萄牙人所蚕食。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葡萄牙殖民者利用清政府派拱北税务司金登干（英国人）前往里斯本交涉鸦片走私问题之机，签订了一个《中葡会议草约》，塞进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字样。同年12月1日，清政府在北京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北京条约，即《和好通商条约》，再次确认《草约》中有关澳门的提法，但同时规定：“唯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此后，双方虽经商谈，迄无结果。1928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葡萄牙终止《和好通商条约》，但葡萄牙仍然不走，继续占领澳门。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期间，中葡双方就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1986年6月30日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首轮会谈在北京举行。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时，设澳门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