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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征论文:古文字与古文化的关系           ★★★★
紧急征论文:古文字与古文化的关系
作者:提问者 文章来源:互联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06-30 12:23:00

珊瑚海
[新手]
紧急征论文:古文字与古文化的关系 20分
回答:2   浏览:153   提问时间:2007-06-30 12:23
1条评论...
最佳答案 此答案由提问者自己选择,并不代表爱问知识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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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学长]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说过:“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英国大诗人拜伦也说过:“最好的预言家是过去。”那么,知其现在,探索未来,让我们追溯一下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的历史吧!

上古时期,在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波斯,农业首先得到发展。冶炼技术,使人类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雅典奴隶制的建立,使古希腊创造了光辉的科学文化,古罗马,以武力征服了希腊,建立了横跨三大洲的帝国。中国高举文明的火炬进入封建社会。

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后,什么年代开始出现文化与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从构建文化的生物性前提着眼,生存于晚更新世(距今四万至一万年前)的智人,与现代人在智慧上已无质的差别了,即作为构建文化的思维能力——行为意识能力,在四万年前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生物学家的研究证明,人类在掌握最复杂的现代科学时,仅仅动用人脑全部智力中的一小部份,也就是说人类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在可利用范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比智人更早的尼安得塔人(生存于二十万年至四万年前)和早期智人(生存于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前),他们的智力虽低于现代人,但是在较大程度上动用其有限智能时,创造出文化也是有可能性;加上早期文化适应面小,专用性高,所需智能数量上亦相应较小这一情况,在早期智人时代已有文化产生,并有文化维系的人们共同体产生,这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我们明白了文化的产生这一点,读者在本文将处处碰到文化一词,但是却不能将它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文化相混淆。

“文化”这个概念的涵盖面极为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对它的解释和定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与修订,目前倾向于用下述定义去阐明民族学所讨论的文化,即文化是人类为维系各个具体的社会集团(这里指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经由该集团所有成员在其世代延续中以渐次积累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建立起来,并由后天习得而加以延续与丰富的一个相对稳定而又独立完整的规范总和。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干1871年在他的名著《原始文化》第一章中,以简明的语言,概括地给文化下了描述性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一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合体。

国内学者肖前、陈志良把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实质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意义上被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广义的文化具有人化形式、社会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它的构建可作多层次的分析。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定义所界定的文化内涵真是太宽广了,人世间的一切创造发明都包括在内,它与我们日常谈论的“某人文化水平高低”之类的“文化”真是差别甚远。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来指涉人类普通性知识的掌握水平。按照这个理解掌握文化并不是人人必须,也不是人人可以达到的事情。但是文化在民族学中却用去指涉各民族成员人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基于社会上每一个人,他们由社会习得的文化各不相同,因而人与人之间可以划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同样每一个人必须掌握一种文化,以便使自已置身于某一个民族中,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两者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社会上没有民族归宿的人绝对不存在,人人都有自己专属的民族,有自己的特定族籍,这就是民族的客观归宿性。

二、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

我们首先对民族语言的起源作一简要的探讨。自古代以至十九世纪,各派学者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不知几几,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家们,如英国的洛克(Lock),亚当斯密士(Adam smith),德国的菜伯兹(Seib niz)、赫尔德(Herder)、冯德(Wundt)、法国的卢骚(J·J·Rousseu)、勒南(Renan)等,各有各的看法。根据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考证,从地球冷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进候算起,人类的历史大约也有几十万年。在这几十万年当中,有历史记载的不过几千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和最新科学认定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太古时代,在集体劳动中为了适应交际的迫切要求和需要而产生的,并且一开始就是有声语言的定论。

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四个特征,然而在民族众多特征中,语言具有多重性的特殊地位。语言与民族的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不仅十分专化,甚至十分顽固,即使延续数百年上千年之久,民族与语言皆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但对应关系却依然如故。

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特殊性,与语言在民族文化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文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从文化结构上看,当然也包括语言在内。则这个总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相互联系,构成文化的总网罗。就语言而言,它与其子系统的关系就比较特殊,它不仅可以一个子系统的身份参加文化整体运作,它还必须充当所有子系统多种特征、属性、内容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该民族文化中一切文化现象,在其母语中都必须有相应的有声表达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这种文化现象具有概括整理表达说明文化中一切文化特点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又得凭借本民族特有的有声符号系统,如果用民族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语言的这套符号系统——以声符为物化形式的符号;事实上使该民族的其他文化现象都在有声符号之上结成了同根关系。正因为如此,语言实际上是该民族文化各组成部分共同的桥梁作用,因而在文化运作中,它使用的频率最高,运行的周期最短,因此,从局外人看来,要把握其特征,并通过它去掌握该民族的整个文化将都是最简捷的途径。一个民族的母语既然是该种文化的有声符号物化表达形式,而且是专用表达形式,因而它对于该民族来说,当然具有专一的归宿性。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说是一个公用的桥梁。语言在充当这种桥梁作用的同时,将该民族文化中所有的内容经常发生的较为稳定的联系,作为该民族文化特有的信息体系,存入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脑。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各民族语言的宝库里反映出的民族文化特征,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词汇上,更重要的是对上述这些因素起到制约作用的内在语言系统,即贮存于每个使用该语言成员大脑中充当建立联想关系的依据的内贮信息库。这个内贮存信息库的习得,不仅是通过幼儿在学习本民族母语中逐步地学到存入大脑。正如结构主义学派追随者雅可布孙所说的,人类祖先传递到后代有两大基本的信息系统,即由细胞染色体传递的生物遗传密码,和由神径——生理及社会——心理机制传递的语言能力。索给尔与雅可布明确地告诉人们单分析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还不足以反映该语言的特点,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放入具体的民族之中,才能真正反映该民族的语言的主要特征,它证明了“内语言”的存在,而且让我们注意到“内语言’与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

语言从原始人类创造有声之后,直到今天,它是不断发展着的。这种发展,这种随着时代而发生演变,虽然很少被语民们所觉察。语言这种发展究竟是什么来做基础呢?语言本质上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经济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人类社会从石器时代最原始的共同劳动的时候起,一直到当代电脑时代止,都是一往直前的发展着,作为为社会服务的语言也不可能不向前发展。要是不了解这种语言的发展历史,也就不能完全了解使用这种语言的语民的社会发展历史和语言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三、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

文字的起源。任何语言都是脱离不了声音的,但不见得每种语言都有文字。语言起源很早,但文字却是后来很久才有的。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曾经有不少的摸索。中国古代有“上古结绳而治”的传记,所谓“大事作大结,小事作小结”。据说南美洲秘鲁古代也曾用过类似的办法,用红色代表兵,黄色代替黄金,白色代表白银,绿色代表谷物,一个结表示十,两个结表示二十,一个双结表示一百,两个双结表示二百等。所有这些只是一种符号,还不是文字,因为这些符号不代表人们各种概念,并不能把它念出来。用图画表示意义可说是由实物帮助记忆过渡到象形文字的一座桥梁,也叫表形文字的萌芽。世界上最早的有楔形文字,埃及的神圣书体,中美洲马雅人图形文字,中国的汉字。这四种文字体系符号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由表形趋向于表意,由表意趋向于表音。

楔形文字在古代曾为苏美利人、巴比伦人、古波斯人、喜地特人取用,现在已消亡。埃及的圣书体曾演变成僧侣书体和平民书体,自纪元三世纪埃及为亚历山大王所侵服后已日渐衰落,所以三世纪后所用的科泊特文已经改用希腊字母,而埃及的圣书体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中美州马雅人所用的图形文字也久已不复存在于世。

汉字可说是现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它的书写体也曾经过篆、隶、楷、行、草等几度变化,汉字并且曾传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演化成了他们的假名、许文和字哺。汉文字是从古到今传统一贯,使用人数最多的超级文字。藏文创制于17世纪,彝文最早物证为贵州省大方县大铜钟(1485)所存文献内容极广。傣文成于14世纪。水族占卜用书写文字,创制时代不详,大约不会早于明代。

综观汉藏语系的各种文字的创制与发展,可以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时期在19世纪末。后期国内民族在外籍族的影响下创制的文字,其中又可以从公元1950年后为界划出两段。前段为外籍宗教徒为布道传教而创,方式取法于这些宗教徒的本族文字体系。后段则出于民族平等和加速少数民族智力开发的需要,则一律取用拉式拼音文字,如茵文、布依文、壮文、侗文等均属于这一类型。

古今中外,众多民族的社会里都是有语言的,不曾看到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文字没有民族的有声语言。

语言是各民族文化中用以荷载意义的口头有声符号系统,而文字则是语言的记录用书面符号系统,以民族文化形态结构的角度,文字是一组附着于语言的文字因子。由于文字与语言诸因子群之间存在的是附着关系,所以文字与语言的结合较为松散。这就是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不呈严格的对应关系的主要原因。

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存在,充分表明了文字与民族文化整体联系的松驰。有文字的民族往往经历了多次的文字改革,甚至全盘重来,然而语言却无法简单地人为左右。蒙古文创于13世纪,原型取法于回鹘文字母,几经改良后,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巴达文”,尚通用于我国内蒙古地区。

文字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书写工具,社会的上层教育制度和社会信息的跨地超时传递机构,而语言则依于信息的直接传递需要,家庭内的教育和人体发音器官的训练,致使文字在功能上依存于语言,但在存活条件上不与语言结成同根关系。

文字的社会功能与语言不同,清代学者陈澧在《东熟读书记》中有言:“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出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声之迹也。”这名话明确指出文字的功能是信息的贮存,虽然它专用于语言信息的贮存,但是贮存与被贮存者毕意不是同一回事。“文字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文字的长处,语言没有这个长处,不得不依靠文字来帮助”,或者说:“语言受时空的限制,这是语言的缺点。”事实上是不能相比的相比事物,无法定其优劣。

文字在语言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要研究古代的语言和文化,必须有古文字的研究基础,否则就没有研究古语和古文化、古文献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研究现代语言、文字来说,这种研究工具在发展文化上的作用也更大,它与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解决国内外的文化交往等都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文字的民族,如侗族、苗族、布依族等,本族人民只能用唯一的方式“日耳相传”,虽然也能把文化知识继承下来,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往往使之失传。每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新的文化是在前人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从天上掉下来的新文化。没有文字,文化虽然也有可能流传下来,但是有文字流传文化,它的效果就要大得多。文字使用对积累文化和发展文化起着继承发展的巨大作用。它不但是各民族文化的积累和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

四、民族文化差异及相互影响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内涵。长城是抵御异邦入侵、众志成城的象征;赵州桥、蔡伦造纸、毕升活字印刷是中国文化的积淀;瓦特蒸气机、爱迪生电灯、牛顿三大定律是西方文化的精华。鼓楼花桥是侗族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粹。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内涵的准则、规范、行为、模式表层下,都有一套价值系统,本族集团成员对它很容易理解,另一民族文化集团的人们却不易察觉。生长在某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人移居另外一个民族文化环境生活,往往区触,会产生一种茫然与心理失衡的感觉。这是民族文化的排抗效应特征。一个民族、社团行为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总体中得到的文化信息,常常是这一民族或集团中较为固定的模式。换句话说,同一民族或社团是以同一文化模式进行社会活动的。同一民族的成员互相间可以用这一模式会预知和理解对方的行为意义,从而不会发生误解。

跨文化的交际,则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文化观及行为模式,所以不能用本民族的价值行为观去理解对方。例如毛南族旧历五月为最大的节日是“庙节”,土家族大年为腊月二十九,小年为腊月二十八。苗族的鼓丈(牯脏)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侗族的”颖社”等;如生活方面,酉南云溃川一些地区,对炖狗肉津津乐道,日本人有生鱼席、美国人如兔子般生吃多种蔬菜,巴黎人则视蜗牛为美味佳淆,印度人有童婚之风气,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文化习俗,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显露出各自的特色。不同的民族,有各自固定的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这种模式不以个人为代表,而以一个民族或地区社团为代表。这些特定的模式客观地构成了文化差异性。

但它受到社会的制约,是人们长期生活能觉察到,在共同意愿基础上建构起来并反复出现;得到该民族成员所默认的一种契约,一种受群体制约的特殊模式。它可以说是一本社会集团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手册,是社会活动的准绳。

由于人类社会具有社会性,世界上任何人群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或社团发生交往.尤其是当今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际越来越频繁,,电视的普及更加强了全球性的大交流。如今电视卫星的“足迹”几乎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全世界现在拥有十多亿台电视机,其中50%是近五年来增加的;全球已设立有三百多个卫星电视系统,未来五年里,将有许多通讯卫星发射升空。这种全球性的电视革命对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显而易见,电视对各族观众而言,已不仅仅是旁观历史的媒介,实际,绝大多数人是通过电视来经历历史的。每一个民族将难以控制外来的信息,这种不可遏制的观念、意象和文化交融正在漫延和发展。卫星电视影响最大的是冲击各族文化,以往一种文化要被另外一种文化吸收需要几十年或百年之久,如今的卡拉OK、牛仔裤传遍全球。正是通过开放往来,尤其是通过电视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办到事情。

但是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也不是一朝一夕短时期所能改变得了的。

文化导入和输出,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高级的还是通俗的,知识的还是交际的文化都可以互相导入。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文化在西方及世界各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现在的西服在中国的出现和流行等都是文化交流的现象。文化差异的导入和相互影响,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潜移默化因素。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文化交流、导入输出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四大发明、英国的火车、美国的电力学,德国的哲学。意大利的歌剧、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国的气功都互相渗透于世界大文化圈之中。反过来各民族、社团的文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相互受到影响。特别是当今社会生活的国际化潮流的文化演变过程中,更促使人们去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以便互学互补。

民族之间不可能共有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中也不可能并存两种以上的文化。这并不是说。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圈子。但毕竟是汉族只有与汉族文化相对应,侗族文化只有与侗族文化相对应,苗族文化亦然。两个民族之间,当然会有文化交流和接受,借以互相取长补短,然而这种交流仅止于文化因子的接收和借用;而且决不能照搬,必须由该民族经过加工和改造,使之适应该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之需要,然后再纳入到他们民族固有传统文化整体中充当一个组成部分。接收异文化圈子与否?从来不会破坏本民族与其文化的直接对应关系,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特有性。

民族语言亦然,汉语里借用外国的词比较多,如卡车、康拜英……比比皆是。但是借入汉语里使用,要按汉语的构词法,按汉语传统构词习惯。因此,尽管汉语里借入外国的词汇不少,但从不会改变汉语言体系是同样的道理。

族际文化演变中的整合互动律的完整阐述应该是,每一个民族总是倾向于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固有的内涵、形式,在这个前提下再凭借代偿力去影响上下左右,使之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化;同时在接受异文化反作用影响后,仍力图维护自身的文化完整和对文化阐释上的完整,这种抗拒外来作用的综合力,致使本民族文化虽然接受影响,但仍相对完整,并使该文化仍成为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广义和狭义的内涵,以及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相互发生、发展的特殊关系,作了粗浅的勾画与探讨。但由于笔者理论、专业水平有限,本文管窥一孔之见,挂一漏万的论述和认识。恳请同仁赐教,以便更好地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http://www.eol.cn/20011115/3010079.shtml
回答:2007-06-3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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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人
[先知]
浅谈古文字与古文化之关系
摘要:
人类文字发展至今主要分为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两大类,两者各具优劣。本文主要分析了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产生的文化土壤以及它们对各自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人类使用的文字,可分为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两大体系。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即古埃及圣书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华夏汉字,都是象形文字。古代埃及语属于含米特语系,现在可考的埃及文字在公元前3000左右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文字是图形文字,后来有些文字逐渐变成音节符号和指意符号,其后又有了一音一符的字母,共二十四个。所有字母都只标辅音不标元音。各种符号组成词组,共有六百多个词组。而差不多同时,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也有了自己的文字。他们最早的文字也是图形符号,一符一义。以后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一起组成词组。而汉字的起源则要神秘得多了。现在可考的最早的汉字是约3300年前的商代甲骨文,这比这比古埃及的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都要晚近2000年。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粗糙的“划痕”的抽象程度,却远远高与古埃及人在石头上刻下的精美的象形文字图案,似乎汉字直接跨越了早期象形文字的早期阶段,直接进入了一种更抽象的较高级阶段。汉字发展经历的象形阶段—表意—形声的途径中,象形阶段几乎没有,所谓的象形字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被高度抽象了。到秦朝统一文字“小篆”时,汉字就已经是一种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文字了。
拼音文字的产生与腓尼基人密切相关。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500年时居住在现在的以色列、黎巴嫩一带。由于受埃及人和苏美尔人文字的共同影响,腓尼基人取埃及文的辅音符号而摈弃其象形体,发明出了二十二个辅音字母,这就是影响深远的腓尼基字母。腓尼基文字于约公元前1000年传入了希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元音字母,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拼音文字就这样诞生了。在希腊语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拉丁语,后又演变为古法语,再进一步分化,导致了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和英语的出现。另外一种文字阿拉比亚文也来源于腓尼基字母,后来阿拉比亚文导致了印度、阿拉伯、亚美尼亚、维吾尔等文字的产生。在今天英语成为了世界的第一大语言,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英语已经成为了一项国际化技术。
而汉语却循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汉语原本也有后缀和字格,但最后这些东西被省略了,汉字也没有能够产生字母进而转化为拼音文字。秦朝的小篆已经是一种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文字了,汉朝的棣书更是和现在的文字相差无几。就像中国超级稳定的政治制度一样,几千年来,汉字也保持了一种奇怪的稳定。
是什么让汉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及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有了如此不同的命运?这也许应该从二者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的不同来分析。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腓尼基人和稍后的希腊人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虽然地中海相对平静,但较之于安稳平实的大陆,大海毕竟充满了神秘的动荡和波谲云诡的变幻,它给人带来的除了财富之外,还有凶险祸患。在这种环境下的腓尼基人需要一种简洁有效的文字来交流以应付大海的瞬息万变,这是他们的需要;而他们又经常往来于北非和西亚,同时受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影响,这构成了他们的条件。在需要和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腓尼基字母字母的产生显得是必然的。但另一种古文字——汉字显然有不同的命运。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上天丰厚的赐予足以让当时的人们能够在相对轻松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而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又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绝的孤立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汉字没有必要变为拼音文字。作为一种文字来讲,象形文字显然比拼音文字更具有审美价值。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者不同文化带来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彻底分裂,即酒神与日神的绝对对立。这种对立使得西方人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呈现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对立格局,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呈现为体育与科学的对立格局,在“民族社会结构”中呈现为自由与法律的对立格局,其中对立的双方以相反相成的方式推动着西方文明的发展。拼音文字形与意发分离显然有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拼音文字大行其道也不难理解了;而其音形联系的特点又有利于文字的推广,这也是西方民主传统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两种早期思想,儒家与道家的互补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素朴协调的结果。这种协调使得中国人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呈现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相互制约,在“民族文化结构”中呈现为艺术与工艺的相互渗透,在“民族社会结构”中呈现为伦理与政策的相互补充,其中协调的双方以相辅相成的方式维系着中国文化的稳定。象形文字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
但由此推断拼音文字比汉字要先进则是错误的。作为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两类语言都有其长处与劣势。总的来说,拼音文字有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而象形文字有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虽然中华文明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中国的繁荣和强盛主要的是由于军事和文化,而并非由于科学。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发达的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工艺。即便是“四大发明”,也不过是实践经验的感性总结。中国古代在纯抽象科学方面,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等都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而这却是西方人的长处。汉语的长处在于文学艺术。庞德说过,“汉语天生就是诗”。据语言学家的分析,与印欧语系相比,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在词汇上具有多意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具有因声调而带来的音乐性的特点,这一切自然无助于逻辑性的表述和科学性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艺术性的思维。汉字天生的审美特性符合了中国感性与理性结合,“天人合一”的民族心理,使得中国文学艺术的成就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而西方的艺术则带有其固有的理性特质,使得艺术越来越向科学的方向发展。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历史,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都带有强烈的宗教、哲学的色彩。西方人的理性冲动虽然能够发人深思,却降低了其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难怪黑格尔曾感叹艺术最终将让位于哲学(虽然这于他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那么是否汉语不再适合于现代社会了?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应该更加提倡汉语。拼音文字产生的背景是人时刻生活在自然的威胁之中,人与自然截然分离,人要战胜自然,拼音文字在那时有其必然性和优越性,它适用于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时候。而汉语则适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时。莱布尼兹体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使得汉语被重视更有必要。
语言的传播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古埃及文字演化成腓尼基语,腓尼基古文字又演化成希腊语,希腊语又演化为拉丁语,拉丁语又变成法语,法语又演化成英语。拉丁语向东成为斯拉夫语系,斯拉夫语系又演化成俄语。另人注意的是,这同时这也是一个宗教的传播史,是天主教分化为基督教,东正教的过程。有理由怀疑语言和宗教的产生与传播有关。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自然。“人的信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亦即人所依靠并且人也自己感觉到依靠的那个东西,本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但拼音文字割裂了字形与字意的联系,也就是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异于己的存在,但那是他们要战胜的对象,而不是自己的依靠。所以他们就把对自然的依靠转化为一种对超自然的依靠,于是宗教应运而生。而在使用象形文字的国家,如中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象形文字把人与自然紧紧地联系起来,自然就是人的依靠。天人合一,宗教的本质——自然早就溶入了人们的血液之中,人们以艺术代替了宗教,以道德代替了法律,宗教自然也就没有了产生的必要。
媒介即讯息。语言作为一种最大的媒介,其自身的特点会对产生语言的文化的传播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文字是人类身体的第一次延伸。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在音、形、意上的差别,使得东西方文化(包括宗教)的发展变化带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百度
回答:2007-06-30 13:05
修改:2007-06-30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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